我三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父母带我去第二工人文化宫大剧场看文艺演出。散场时，礼堂的灯亮起，我父亲抱着我由前往后向大门外边走，我忽然看见过道旁一位黑人叔叔向我热情招手。他的明眸皓齿与黑色皮肤的强烈反差特别引人注目。我从未见过黑人，懵了，眼睛直愣愣地盯向他。那黑人叔叔用流利的中国话说：小朋友，你好呀!我爸爸跟他愉快地交谈几句后，对我说：你也笑一个。于是，我笑了一下。而后，我们对着笑，笑着笑着，我真发自内心地笑了。微笑克服了恐惧，传递了信任，周围的人们也都随着笑起来。长大后明悟了一个道理：生活中有时发生的事情会叫你因猝不及防而别无选择时，只有微笑会带给你信任和力量。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与外国人交流，而且，那位黑人叔叔的微笑并没有因为我童年的结束而忘却。

我十岁前住在河东区棉纺五厂二宿舍九号。从宿舍出来上富民路到二宫不足两公里，但我很少去那里玩，好像很遥远，家长也认为跑到那里玩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比如，有时候我们跟大一点的伙伴玩推铁环，或学骑自行车，玩猛了，就会往二宫方向跑，稍微晚回家一会儿，就让大人急坏了。富民路穿过部队的新仓库，东边是我们这，西面头顶的就是二宫。那时围着新仓库常有骑马的巡逻兵，附近炼钢厂运钢锭的马车每天也从富民路过。除了怕被偶尔会“惊”了的马的马车碰着，家长还害怕我们跟宿舍以外的小孩儿打架。有的大人觉得外边的小孩“野”，不像我们宿舍的人规矩和文气。

那时的二宫像个大花园，地大，树多，建筑少。尤其到了夏天，整个二宫显得舒朗、宽阔、干净和漂亮，花朵姹紫嫣红，景致美轮美奂，这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讲，犹如梦境所在。二宫里参天的杨树和桦树，比我们宿舍院里小树林里的杨树高多了。我们在深秋落叶纷纷的早晨，有时会背着父母跑进二宫在满地金黄、带着露水的落叶丛中找又粗又老的树叶根，然后闷在鞋坑儿里，叫它变得更有韧劲儿，以便在与伙伴们比赛“拔根儿”时，争胜为王。大人们也有长跑二宫的，满足习画学书等爱好，邻居孟爷爷就常去，而且后来还成了名家。“文革”时，棉五的业余京剧团能在厂里的礼堂演全本的“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听说标准的锣鼓点儿和武生的“倒毛儿”就是在二宫跟专业老师学的。

1969年我八岁时在郑庄子小学上二年级。当时为防苏联走海路侵华，每家的玻璃窗户上都贴了米字纸条，以免炮弹震碎玻璃。同时，有条件的家庭还要挖地道，战争形势好像挺紧张。夏天的某日上午，学校说解放军与“苏修”的战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立即组织我们全体师生，从学校走到的二宫展览馆，看珍宝岛反击战中被我军缴获的T-62型坦克。看完展览，听了讲解员慷慨激昂的解说，我好像即刻就明白了祖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理念。但我同时又在想：为什么“苏修”要掠夺我们的土地呢？珍宝岛为什么不能像二宫一样成为和平、幸福的乐园呢？我小声问了老师，她很惊奇，虽然没回答我。但自此我内心中有了对追求和平、避免战争的向往。

上小学四年级，我家搬到了向阳楼。七十年代中期二宫有了露天滑冰场，我们一群十四、五岁左右的伙伴冬天常去滑冰。从家骑车到二宫要半个多小时，因为有瘾常去。起初，我没有自己的冰鞋，每次滑冰都要找别人借，只要鞋码合适，借来花样刀的就滑花样，借来跑刀就跑速度。一天，我听到了一个令我振奋的消息：二号楼大哥要出手一双带刀的苏联跑鞋!当时国产的有黑龙刀，但够上顶级的则是苏联跑刀，很多人见都没见过。我跟我妈说了，她疼我，溺爱我，没犹豫就给我买下了只有七成新、抵得上高薪工人一个月收入的那双苏联冰鞋。冰刀重新开刃后，滑起来抓脚、生风。我妈请邻居给我织了一个浅驼色毛线帽，又亲手重织了一件海蓝色毛衣，换了一副新的黑色皮手套。这样，我在冰场上猫腰、双臂有节奏地摆起滑行跑圈时，自我感觉更加神采飞扬了。而且，越滑越顺畅，很少撞到前面的人了。但是，跑圈时难免会有人从身后撞到我。我偶然发现，有一位叫“大帅”的小个儿中年人在休息区域常看着我滑，这人常无私地教新手几招。在我几次被撞摔倒后他跑过来把我拉起。有一次当我正要跟一位撞到我的滑冰者吵架时，他拦住了我。他说：滑的不错，跑弯道时再压低一点，双脚交叉再自然点就更好了。要学会背后长眼，跟平时一样，不撞别人，也不叫别人撞你。我们自己的贵贱高低不能取决于别人怎么样待你。甭理他们，坚持跑正道，不被撞倒，有本事还要带动别人跟你鱼贯而行。说完，他悄然而去，汇入了跑圈的人流。不就是滑个冰、跑个圈儿吗？我当时默不作声，觉着他说话玄乎。但时隔许多年后，他的一番话犹言在耳。以至于在我后来经历的许多事情中，这些话在思考中逐渐发酵，使我拥有了克服虚荣的清醒和坚持走正道的勇气。

我家1981年搬离河东区之后，就没再去过二宫。听说二宫还在，剧场也还在，文体活动比以前也丰富多了，真好！二宫是我少年梦想的翅膀开始飞翔的地方。少年时的种种经历，包括我从二宫“趸”来的点滴人生经验，叫我享受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