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业是一种古老的金融行业，曾在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上世纪初，历史独特的津城，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典当业一度非常繁荣。

据史料记载，天津典当业肇始于明代。开埠通商后，天津人口激增，商业日盛，典当业也随之逐渐发展起来，开设者多为精明的山西人。1900年庚子之前天津有当铺44家之多，其中城厢32处，周边乡村12处。1900年6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市惨遭劫掠，20家当铺被劫，损失约500万两。当时参战的英国军士曾在《中国与联军》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蓄贵藏珍的当铺，当时是怎样被瓜分劫掠殆尽的。

战后天津城厢内外仅剩13家当铺，八国联军临时政府都统衙门规定，当铺对当户被抢被焚各物免于赔偿，利息减让，一般以一分五厘取赎。此后，只有22家当铺勉强维持营业，后增至24家，但营业状况已不如从前。随着租界的日益繁荣和治安的稳定，从1905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当商逐渐将重点迁移到了租界。

津城当铺第二次劫难，发生在1912年3月2日（旧历壬子正月十四日），天津发生壬子兵变，一夜间，阛阓精华焚掠殆尽，众多商家损失惨重。事后据天津商会统计，“天津商业民居，共损失银一千二百万有余。积蓄盖藏，扫荡净尽，商业之欠内欠外，无从清还。”一切存货都被扫荡净尽，各商家既无法偿还欠款，被拖欠之款也收不回来。

民国以后，津城当铺多开设于租界，虽经营环境有所改善，但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伤兵强当，直鲁联军强用不兑换纸币胁迫赎回当物，加之制钱铜元银角贬值，当商依然损失惨重。

北伐战争以后，大局稳定，各业俱荣，富商大户视典当业为稳定投资处所，所以将大量资金投向了典当业，因而促使该业又兴盛起来。据1930年的调查，华界包括三个特别区共有当铺25家，租界有47家，其中英租界5家，法租界23家，日租界17家，意租界3家。租界当商资本较华界为小，利率多为3分。

据1934年10月调查，天津有当铺88家。其中华界有40家，租界有48家。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利用特权，保护韩人，开设小押当，与华人当铺竞争。其利息多在三十分以上，期限最多为一个月。押款虽然比当铺多，但能如期赎回者很少。华人开设的当铺利息仍为二分半，期限18个月，后因赔累不堪，纷纷停业。

抗战胜利后，为了帮助平民资金周转，稳定社会秩序，由“北四行”贷给资金，帮助典当业恢复业务，并将利息提高至十分，后又提高至十四分，十六分，当期改为三个月，虽然利息一再调整，但起色不大。1947年天津有典当业43家。至解放前夕，虽然名义上有当商60多家，实际上仅有20多家在营业，1951年全部结束。

天津典当业为何几起几落仍能发展？根本的原因是，天津典当业资本雄厚，且多为独资经营。研究表明，在京津沪三大都市中，以天津的当商资本最为殷实。如北京最负盛名的八大恒，经常占用的资金为二三十万元，上海的当铺虽然数量多，但也多系合资经营的小型典当。天津则不然，资本雄厚不仅多系独资经营，而且占用资金量大，最少的四五万元，最多的达五六十万元。如八大家中的杨家和卞家，以及曹锟、陈光远等所开的当铺，资金都非常雄厚，不需要向外借款，需要多少流动资金，随时从各银行、银号存款项下调拨。

另外，天津典当业投资者众多，身份各异，经理多为山西灵石、介休、汾阳人，有少数河北、北京和天津人。投资者中有富商大户，有军界人物，有政界人物，有周边地区的大地主。如八大家中的长源杨家，在天津典当商中地位举足轻重。在庚子之乱中，仅杨家就有15家当铺被八国联军士兵焚毁；在壬子兵变中，杨家又有14家当铺被乱兵抢劫。民国以后，杨家的当铺遍布华界五大警区，后来在法租界也开设了当铺。此外，振德黄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等都经营当铺。如军界人物张勋、曹锟、江西督军陈光远、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等都在天津开设有当铺。如政界人物袁世凯的族侄袁乃宽、国务总理潘复、津海道尹胡贞甫、安福系的王郅隆、直隶省长曹锐等人也曾在天津开设过当铺。如河北省大地主也有几家在天津开设当铺。

从历史角度看，典当业的兴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它不仅维持了小生产者的再生产，而且帮助生活有困难的贫民暂时渡过难关，避免了这部分人铤而走险，危害现行社会秩序，对维护当时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