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学院
Pawn College
唐朝时的典当开始走向市井
发布时间：200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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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出现了寺库质贷与社会典当相互并存和竞相逐利的局面。
唐代经营典当业的有好多部门：一是“质库”。质库是专门经营典当业的，将物送于质库，换钱以归，在约定的期限内，付息还本，取回原物，否则物归质库所有。二是“柜坊”。柜坊本来是专门为商人和官僚储存钱物的店铺，官僚富商为了安全和避免搬运的麻烦，常常将钱物存于柜坊保管，柜坊根据存放者所出凭证代其支付，收取一定的柜费，是中国历史上银行的开端。柜坊为了牟取厚利，常常以质库、质举和举贷等方式兼营典当业，甚至从僦柜逐渐转化为典当业，故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对此，著名史学家胡三省解释说：“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从他的解释看，僦柜与当铺已没有什么区分了。三是“寄附铺”。寄附铺本来是受托寄卖物品的商铺，在利润的驱逐下，也开始兼营典当业，甚至把质贷业作为了主业。所以时人常把寄附铺称为质铺，或者直称质库。另外还有“质舍”等经营典当业的形式。
从经营主体来看，唐代首当其冲的是富商大贾。当时扬州有个叫王四舅的巨富，资本雄厚，但不露面于市，扬州的富商大贾，要开质库和酒楼，只要得王四舅一字，就畅通无阻。这一时期，官僚贵族开质库的非常多，如显著一时的太平公主，质库数年征收不尽。各地军界的首领节度使、观察使也纷纷列置当铺，以食利息。如五代的节度使慕容彦超据守兖州，开了一个质库，有个人拿了一些外表用银包裹的铁块即“铁胎银”前来质钱。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上当受骗，于是计上心来，扬言质库失盗，让人们纷纷赎回抵押品，从中发现了那个骗子。除了私人开办的典当业以外，还有政府机关开办的典当业，如后唐时京城汴州城内就有不少“公私质库”。由于贵族、官僚开办的质库太多，受到皇帝的指责，唐武宗在赦文中也说到：“朝列衣冠，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但在利益面前，皇帝的诏令也显得苍白无力。
唐代典当业已达到了普遍的程度，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封建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时候也盯上了典当业，唐德宗时，向蹴柜借取质钱，四分取一，得二百万。
唐代的典当业走向市井，并非寺院就不经营典当业了，而是比南北朝更加兴旺。有的寺院收当家资牛畜，还有的收押不动产。由于寺院牟利无厌，致使皇帝不得不下诏书，禁止寺库广占求利，侵夺疲人。
从上可知，唐代典当业发展的特点：一是打破了唐代以前由寺库独家垄断典当的局面，形成了官、民、商、寺多头并举、竞相逐利的发展势态。这是唐代典当业最大的一个特色。二是形式多样，百花齐放。在经营形式上，有专门经营典当业的，也有兼营的；在抵押物品上，有的以动产或不动产为抵押，也有以契据为抵押；在资本来源上，有的借用他业的资财流通，有的是官僚贵族投资，有的是富商大贾的余资，还有的是政府机构的官本。三是当户不拘一格。有市民、农民、商人、村妇等各色人等，不仅有穷人，而且也有富人和官吏。四是典当业与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密切，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唐代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国家不仅改变了秦汉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而且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条件。因此，唐代的富商大贾十分活跃。当时的扬州，“富商大贾，动逾百数”。大商贾的财产和资本不可胜计，如江陵的郭七郎，长安的王酒胡，都是一方首富。他们常常捐资为国家搞修建，王酒胡曾出资三十万贯修京师朱雀门。后来又要重修安国寺，安国寺有钟楼，皇帝命撞一下出一千钱，王酒胡连撞一百下，往寺里运钱十万贯。因其富有，皇帝也敬他几分，唐僖宗在寺中与其同食斋饭，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商业的发达是唐代典当业发展的基础。
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典当业走下佛台，深入市井，从局部发展到全社会，成为封建社会典当业的产生和发展期。特别是唐代典当业的迅速发展，为宋元典当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是中国典当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
唐代经营典当业的有好多部门：一是“质库”。质库是专门经营典当业的，将物送于质库，换钱以归，在约定的期限内，付息还本，取回原物，否则物归质库所有。二是“柜坊”。柜坊本来是专门为商人和官僚储存钱物的店铺，官僚富商为了安全和避免搬运的麻烦，常常将钱物存于柜坊保管，柜坊根据存放者所出凭证代其支付，收取一定的柜费，是中国历史上银行的开端。柜坊为了牟取厚利，常常以质库、质举和举贷等方式兼营典当业，甚至从僦柜逐渐转化为典当业，故史书上称为“僦柜质钱”。对此，著名史学家胡三省解释说：“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从他的解释看，僦柜与当铺已没有什么区分了。三是“寄附铺”。寄附铺本来是受托寄卖物品的商铺，在利润的驱逐下，也开始兼营典当业，甚至把质贷业作为了主业。所以时人常把寄附铺称为质铺，或者直称质库。另外还有“质舍”等经营典当业的形式。
从经营主体来看，唐代首当其冲的是富商大贾。当时扬州有个叫王四舅的巨富，资本雄厚，但不露面于市，扬州的富商大贾，要开质库和酒楼，只要得王四舅一字，就畅通无阻。这一时期，官僚贵族开质库的非常多，如显著一时的太平公主，质库数年征收不尽。各地军界的首领节度使、观察使也纷纷列置当铺，以食利息。如五代的节度使慕容彦超据守兖州，开了一个质库，有个人拿了一些外表用银包裹的铁块即“铁胎银”前来质钱。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上当受骗，于是计上心来，扬言质库失盗，让人们纷纷赎回抵押品，从中发现了那个骗子。除了私人开办的典当业以外，还有政府机关开办的典当业，如后唐时京城汴州城内就有不少“公私质库”。由于贵族、官僚开办的质库太多，受到皇帝的指责，唐武宗在赦文中也说到：“朝列衣冠，或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但在利益面前，皇帝的诏令也显得苍白无力。
唐代典当业已达到了普遍的程度，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封建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时候也盯上了典当业，唐德宗时，向蹴柜借取质钱，四分取一，得二百万。
唐代的典当业走向市井，并非寺院就不经营典当业了，而是比南北朝更加兴旺。有的寺院收当家资牛畜，还有的收押不动产。由于寺院牟利无厌，致使皇帝不得不下诏书，禁止寺库广占求利，侵夺疲人。
从上可知，唐代典当业发展的特点：一是打破了唐代以前由寺库独家垄断典当的局面，形成了官、民、商、寺多头并举、竞相逐利的发展势态。这是唐代典当业最大的一个特色。二是形式多样，百花齐放。在经营形式上，有专门经营典当业的，也有兼营的；在抵押物品上，有的以动产或不动产为抵押，也有以契据为抵押；在资本来源上，有的借用他业的资财流通，有的是官僚贵族投资，有的是富商大贾的余资，还有的是政府机构的官本。三是当户不拘一格。有市民、农民、商人、村妇等各色人等，不仅有穷人，而且也有富人和官吏。四是典当业与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密切，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唐代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国家不仅改变了秦汉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而且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条件。因此，唐代的富商大贾十分活跃。当时的扬州，“富商大贾，动逾百数”。大商贾的财产和资本不可胜计，如江陵的郭七郎，长安的王酒胡，都是一方首富。他们常常捐资为国家搞修建，王酒胡曾出资三十万贯修京师朱雀门。后来又要重修安国寺，安国寺有钟楼，皇帝命撞一下出一千钱，王酒胡连撞一百下，往寺里运钱十万贯。因其富有，皇帝也敬他几分，唐僖宗在寺中与其同食斋饭，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商业的发达是唐代典当业发展的基础。
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典当业走下佛台，深入市井，从局部发展到全社会，成为封建社会典当业的产生和发展期。特别是唐代典当业的迅速发展，为宋元典当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是中国典当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