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做客嘉宾：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 魏革军

　　魏革军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近年来重点研究金融改革、金融政策和金融风险等金融热点问题。代表作包括：《货币政策的特征和作用》、《研究是中央银行的天赋职能》、《现代金融的多维二重性》、《货币政策的平衡观》、《中央银行的行为哲学》、《辩证看待金融生态环境》和《和谐金融辩》等，并参与和主持了多篇研究报告的撰写。已出版专著：《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金融现象解析》。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教材《宏观经济管理》一书的编写工作。累计在《金融时报》、《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中国金融》、《金融纵横》等报刊上发表各类论文多篇。

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金融运行作出了各种判断和预测，怎么看待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中国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焦点集中在何时能够恢复正常增长，如何判断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有些人认为，对付经济紧缩，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那么，怎样全面认识谨慎灵活、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随着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加深，速度成为热门话题，一些人担心这会为将来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新的结构矛盾。在保增长过程中，应如何避免和减少经济发展中新矛盾、新风险……今天，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魏革军博士做客《首席观点》，就上述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阐述了他独到的见解。

　　◇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世界经济或许会比预期的好

　　记者：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向纵深发展，各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金融运行正在作出各种判断和预测，您怎么看待未来世界经济走向？
　　魏革军：从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和一些基础性指标看，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仍在继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发达经济体GDP将出现负增长，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经济均可能负增长，这将是发达经济体自“二战”后的首次收缩。发展中的经济体增长速度也明显下滑。与此同时，CPI也明显回落。于是，很多专家担心，全球经济会陷入滞胀。对中国经济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内专家认为，由于全球经济收缩，政策效果预期不明朗。
　　一些先行指标不断下行加剧了人们的悲观预期。比如，反映国际贸易活跃程度的“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BDI）”已经从2007年底的1万点左右下降到目前的800多点。我国购买者经理指数（PMI）已经从2007年4月的59.2%下降到2008年11月的38.8%；人民币远期无交割汇率（NDF）自2008年8月以来贬值预期持续增强，等等。但是，市场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BDI在2008年12月5日达到663点之后有所反弹。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实现宽松宏
　　观经济政策，加之资源价格的下降，大大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成本，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逐渐显现。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世界经济也许会比预期的好。
　　不过，经济能否恢复正常增长，最终取决于房地产市场何时企稳，以及主要经济体金融与信贷市场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功能。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调整，经济金融领域去杠杆化过程已比较充分，信心的修复虽然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并非遥不可及。

　　◇ 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

　　记者：中国的经济增长世界瞩目，也是国内外专家热议的话题，焦点集中在何时能够恢复正常增长。您怎样判断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
　　魏革军：经济预测不同于一般技术性预测，影响因素太多，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有时也会积聚一定力量促使问题在瞬间转换。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确定性始终是经济运行的主要形态。
　　当前，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不断修订自己的经济预测，几乎不能持续三个月。我们目前经历的波动是非常规的，采取的政策也是非常规的，因为非常规，所以，有很多结果很难预知。但也不必过于担心速度问题，2009年GDP达到8%，甚至9%并没有太大问题，关键是要防止一两年，甚至三五年之后经济面临更大的困难，宏观经济政策要有长远的估计和安排，要在短期与长期间把握平衡。
　　要看到，我们的投资和消费基本处于正常水平，经济的基本面总体健康。在金融危机后，中国产品和市场的比较优势没有丧失。特别是，我国金融体系经受危机考验，继续保持稳健发展。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这次危机中，沿海发达地区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企业家的投资和发展热情有所减退。但也使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缺陷。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省市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80%左右，贡献了90%以上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它们是全球廉价商品的主要供应者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现在解决这些地区的困难主要靠高投入，这种做法值得商榷。我认为，应借鉴当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自主创新、创造品牌，同时注意构筑和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对于全国来说，保持必要的速度是必要的，但要强调增长的有效性，越是艰难，越要有战略眼光。我们不应因为危机而忘记我国经济生活中积累的矛盾，速度与质量同等重要。

　　◇ 在全球化时代，政策操作需要相机抉择

　　记者：一年多来国内外经济政策变化频繁，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有人认为，我们政策松动得晚了一些，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魏革军：面对经济金融的非常规波动，采取非常规的政策干预，是一段时期以来许多经济体的共同做法。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财政政策不断调整，货币政策更是打破常规，联邦基金利率已累计调整400基点，利率水平已处于非常低位，同时美联储还创设了各种便利为各类金融机构融资。我国政策基调也在不断变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先后经历了双稳健、稳健和适度从紧、稳健和从紧、积极和适度宽松等变化，这些调整反映了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我也听到一些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是再早一些松动就好了。对这样的认识要全面分析，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都面临困难，但病因各异。美国经济危机本质上是金融危机，发生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出现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短缺。中国经济问题并不是流动性不足造成的，M2与GDP之比仍处于历史高位，我们金融体系运转总体上相当健康，主要是外部需求变化和结构调整困难。特别是2008年上半年，CPI、PPI一路攀升，在那样的背景下，如果采取过于松动的政策，大量贷款，在外部需求和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会造成产品和原材料库存的双积压，结果会增加企业的负债成本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在经济运行环境特别是外部环境极其不确定的情况下，把握政策平衡的难度很大。
　　目前来看，短期内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具备一定条件：CPI、PPI持续回落；主要经济体利率大幅降低；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对减少；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改变，等等。但要随时观察在全球化时代，某些条件的转换速度很快，政策操作需要相机抉择。
　　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比如，第一种组合是双积极，这种组合隐含着通货膨胀的风险。第二种组合是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被动，这种组合强调货币政策主导性。比如，实行通胀目标制的经济体要求有严格的财政约束。第三种组合是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被动。这种情况在战时及货币危机时经常采用。双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非常规的环境下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政策组合，既然是非常规的，就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就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趋利避害。
　　记者：很多人认为，对付经济紧缩，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如何全面认识谨慎灵活、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
　　魏革军：我们应当理解宽松经济政策的基本要义。它主要包括这样几层含义：在经济收缩时期，充分发挥财政在公共投资中的作用；发挥我国高储蓄的优势；发挥货币政策在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中的作用；稳定经济预期和市场信心；注重内生性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一般说来，货币政策具有统一性、同质性和间接性，它不是用于解决差异的政策；财政政策具有强制性、结构性和直接性，适于解决差异和结构问题。对于解决经济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孰优孰劣，很难一言以蔽之。
　　就政策时效性而言：财政政策时效一般要快些，但也不尽然，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方向不同，政策时滞的差异很大。比如，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直接用于政府采购对于经济增长的效果会立竿见影，但是，如果用于基础教育和社会建设，效果要经过多年才能显现。观察财政政策既要关注其杠杆作用，又要分析财政分权后各地资金的配套能力。如果盘子很大，配套资金不足，用银行贷款填充，就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中小企业贷款困难。
　　我们考察货币政策的作用，应主要从改善经济运行环境的角度去认识。我们常说，货币政策是覆盖整体的，其作用不在于为经济体系注入了多少流动性，而在于是否维持了良好的环境，降低了整体经济运转的成本。一个好的环境，对于减少市场扭曲和促进体制创新大有裨益。
　　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商业银行的行为。在非金融企业融资85%左右来自银行贷款的情况下，银行对市场的把握对于政策传导的效果十分关键。随着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出于对风险的考虑和资本约束，一些商业银行会出现惜贷行为。对这种现象不必大惊小怪，要通过必要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改变商业银行的预期，同时允许银行对风险有独特和自主的判断，特别要防止人为干预贷款或贷款标准降低所致的去功能化问题。

　　◇ 在保增长过程中，如何避免和减少经济发展中新矛盾、新风险

　　记者：随着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的加深，速度成为热门话题，一些人担心这会为将来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新的结构矛盾。在保增长过程中，应如何避免和减少经济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风险？
　　魏革军：我们在不断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同时，不能忘记我国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否则，会犯历史性错误。越是困难，越要有通盘战略和长远眼光，越要强调科学发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结构性改革，包括对经济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不改变发展模式，就不能改变经济运行的脆弱性。这里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更加重视内生性经济增长。应大力培育消费热点，拓展消费空间。促进消费结构的开放。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促进产业升级。增加对民生工程、重大工程建设、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投入。
　　更加重视深化金融改革。要着力研究和找出金融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研究经济结构变化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着力研究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探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现方式。要特别重视研究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这其中涉及到诸多问题。比如，金融市场协调发展问题、多层次金融功能问题、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协调问题、金融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调问题，等等。
　　次贷危机使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金融业的本质特征：金融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需求，把金融看做牟取暴利的工具；不能盲目降低金融标准去功能化；金融监管不能因循守旧，必须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我们应尽快完善自身的金融市场和服务体系以及金融基础网络，坚持自主创新，这样可以增强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有利于增强我们在特殊情况下的主动性控制力。
　　要更加重视企业的风险建设。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与企业生产、销售、质量等传统管理同等重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更为重要。国内外一系列企业倒闭或出现巨大风险的案例，大都与风险管理缺位或失控有关。企业风险管理是复杂的技术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改善公司治理，强化制度约束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借助金融市场是企业实现风险管理的重要途径。（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