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书本我就有心平气和之感，尽管书中的内容缤纷万象，只要沉浸其中，常能溢出趣味、知识和智慧，所以我爱护我那号称万卷的各种图书。我喜欢书，尤其干净、整齐地排好放在书柜中、书桌上，就是散放，也要规整一点，那样看着舒服。如果是在陌生人处看见人家有些码放整齐的书，我就会立马生出几分敬意。当然啦，如果看见那种专为办公室或客厅书柜置放的只印有书名的、起装饰作用的纸版，我也会很反感。我觉得拿书当道具的人是一种心理自卑，而且欺骗性更大，更害人。书是有灵性的，尤其是拿书不仅当作学习、消遣、欣赏之物而且还将善待它做为一种情感表达时，保护好书就另有一番崇高了。我妈在“文革”时用新床单包裹抄家者要拿走的书的事，叫我刻骨铭心，永远不忘。1967年春天，那时我们家还住在河东区棉五二宿舍九号一座日式联排小楼的二楼。一天上午，只有我和妈妈在家，楼下开来了一辆四轮小货车，从车上下来的五六个年轻人直奔楼上来了，踩得木板楼梯咚咚地响。他们有人跟我妈简单生硬的讲了几句话后，就直接打开了房门、储物间的拉门及室内书柜的门。而后就开始把书柜里的马恩列斯毛和一些古籍、中外文学书籍拿出来，散乱的半扔半放地丢到了地板上，而后就埃本儿的翻看着，好像要找夹着的什么东西似的。这些人不吵不闹，甚至还有安静不愿意出声的意思，静静的翻看着。看了一会儿，就终于不这么看了，有一位立起身来不容置疑般对我妈讲，要全拿回去仔细检查。我妈妈原本默默地站在一旁的，看来人还算没像其他被抄家的邻居那样遭到胡来，就主动的给他们倒上几杯白开水。当听来人讲要把书都带走时，她有些不自在了。她看到被扔到地板上的书有的散页了，有的磕碰了，有的掉皮了，有的脏了，她好像有些心疼那些书了。妈妈疾速地伸手阻拦了他们说：我拿个单子吧。她利索地从一个立柜里拿出来一块儿全新的、叠放整齐的粉红色的杭州提花被面-----那是准备给我已经随上山下乡运动回乡务农的大哥的，然后平铺在地板上，将在地上的书埃本儿地整理好后整齐地码放在被面上，有个三、四十本后，就将被单对角系成了个包袱。而后又拿出来另一块显然是旧的但是很干净的花布床单如法炮制，我妈边系着包裹还边说：小心一点提着，以后还得看了。来人总共拿走了二百来本书。也许是听到别人抄家的事情多了，所以当时也没看出我妈有多惊慌失措，但在来人走了以后，躲在她身后、只有六岁的我还是能看出她的紧张和神不守舍般的状态。那个时候造反派到哪家去洗劫一下，已经是公开的密谋，我爸爸当时在一家棉纺厂当厂长，当权派、走资派和地下党三个该挨整的招牌全有，来这么一次实属正常。等晚上我爸回家后，我妈跟我爸爸说：我忘了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了，还有，咱们的床单什么时候能还？我爸心疼我妈，说：白搭进去个床单，别想了，人比书重要。可我妈说：你不是拿书当宝贝吗？

有两件跟这次抄家相关联的事情挺有意思：一是我爸说是因为有人知道他看书爱在句子下用红笔画重点，被看反特电影多的厂里技校的学生们盯上了，有学生讲这可能是潜伏特务的密码或暗号，所以才被学生们抄家的。第二个是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三哥到同事家去的时候，见到了一本莱蒙托夫文集，扉页上有我父亲的一方篆字名章。儿识父章，我三哥翻书又尽见我父亲专有的蘸水笔画的红道儿。他问这书是哪来的时，那同事回答，是他哥文革中抄家时不知道从谁家“顺”回来的。以前有好几十本，翻翻就都点炉子了，现在就剩下几本硬壳的了。三哥回家告诉了父亲，我爸只是说了“也看书就好”就过去了。三哥听了我爸爸的话，没去找事儿。要知道那时如果老干部想认真追究的话，抄家者肯定是要被组织处理的。

我爸爸妈妈对书非常爱护，但就在抄家之后，我三哥王育庄撕书没受到惩罚反而得到鼓励的事情，我也是常常想起。我们兄弟四个，我最小，我三哥比我大七岁，是最爱带我玩和哄我高兴的哥哥。文革开始后学校都不上课了，初中、高中的学生不是串联去了就是在校闹革命，小学生基本上就是在家玩。我三哥和邻居的同学、伙伴们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常玩比较“野”一点的游戏。但其中也有“文”一点的游戏，比如用玻璃球弹的纸三角、用手拍的元宝、投掷的纸飞机等等，也都是叠的结实、挺阔，可以玩很多次。那时物资匮乏，各家纸少，好纸更少。为了能在玩伴中获胜，我三哥就从二楼家中的书柜中“偷”出没被抄走的书，在一楼我家使用的过道中放筐、自行车等杂物的地方背着人将书一页一页的撕下来，做各种需要的纸艺，尤其是用厚纸做成的各种飞机，漂亮又飞的远，而且永远玩不坏一般。凡这时，我就是打掩护的跟班儿。尤其是叠好飞机后，三哥会带着我到楼外去投掷，我俩会边看边追着飞机顺滑飞行的弧线跑出很远。记得某天我爸下班时发现了三哥一楼的秘密，吓的三哥够呛，头都快要低进裤档了。我爸没生大气，没训他。我妈看出来问题，在吃饭时帮着我三哥讨好他。爸爸坐在方桌边不仅原谅了我三哥，而且还到书柜里拿出来两本大开本精装的什么书说：漏网的，叠吧，省的惹祸，只能在门口玩儿！书呀书，换了个方式能让人永垂不朽。此后，我三哥纸艺突飞猛进，无论多大的飞机，叠的整齐，尺寸精准，向天空一掷，曲线顺从，平滑、冲刺、回旋顺畅且华丽。他叠的纸船也一样的，无论是仓底平的小船还是带烟筒的大船，都很平稳，好看，放在洗衣服的木盆里可以玩好几天，不沉，不坏，不漏水。我爸爸曾在一次家庭聚会聊天时说三哥：你其实最应该干的是政治工作，看问题细致、辩证。哈哈，有意思，没准儿这些优点都是他玩透纸艺时开始体会的。

还有一件撕书的事儿，因为是我自己的“奇事”之一而不能忘记。1981年我中专分配到河西区政府工作，算干部。当时社会上急需各种人才，政府就广开学路，创立了可供业余时间学习的广播电视大学和职工大学，正式毕业后国家承认与全日制大学一样的同等学历。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届在全国正式招生，学制三年，如果考上.每周有两个半天的集中学习和几个晚上的自己听电台广播学习，报考条件是必须单位同意。刚上班的小青年拿着工资利用上班时间上学，一般单位是没门儿的。区政府人事室原则上不同意，因为当时我工作的计委一共才十几个人，有大的小的五六个人要考，真的都考上了，真的会影响工作了。我们的主任是裴玉川，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抗日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建国后曾经做过大厂的领导，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区政府那时在绍兴道四号地震震塌了的原址上的临建房子里办公，有6、7间办公室，同事们中午都没有午睡的习惯，多数人下棋、看书、聊天，这是跟领导沟通事情的好时机。裴主任听我们几个一届分配来的人说了要考电大、职大的事情后，没有当场表态。但有的科长们表示反对说：怎么好事都叫你们赶上了？都考上了谁工作？说的是实际情况。但我想努力一下，先找了科长说一定不误工作，科长同意了。没等找裴主任，他就召集大家开会了，他对我们要考学的人说：你们能到区政府工作就很不容易，现在又有了上学的机会。考上了不仅能学到知识，以后提拔，学历还会起作用的。所以，给你们机会，我同意你们考，人事室我去讲。但是，考上了，绝不能耽误了本职工作。本分做人，有知识地做事，才有可能有自己的前途，对国家也是好事。事后得知，机关里就裴主任一个为青年干部争取机会的。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胸襟开阔、且能积极考虑年轻人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领导。因为这，裴玉川这名字叫我永远不忘。报考之后，我就下定了决心要考上。我们单位六个报考全国统一考试的“中央电大”的最后只有两个考上，我算过一个。因为我没有过目不忘的能耐，更没有强闻博记的读书技巧，我用了笨办法去做最后的冲刺：在离考试还有最后两周时，我看复习参考书时开始看一页撕一页，看一门就撕了一本，自结一门，自绝后路。我的复习方法不是一个好方法，但”显灵“了，我如愿考上了全国统考的“电大”。这是我的运气。有人说运气是一个人软实力的一部分，这话我信。我遇有不智之时，便有运气相持。我的运气都来自亲人、家人、同事和朋友们的一颗颗本有向善的心的正常平稳的释放，只是我离他们近一些，接受到了他们的美与善的力量，他们推着我努力，融合和铸造着我对学习的坚持，对克服困难的沉着与勇敢、对亲朋的合、义与对国家的忠诚。

我至今喜欢读书，是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精神继承，它还可以使生命活的更加宽广，任何不劳而获都是靠不住的。读的书多了，你就会比别人看到更多的生活中的美好和快乐的一面。有言道：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事业还是读书。无论纸质书，电子书，多读书就会充实自己，就会积善成德，就会尽觉八面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