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随笔
Chairman's Essay
八面书香
拿起书本我就有心平气和之感,尽管书中的内容缤纷万象,只要沉浸其中,常能溢出趣味、知识和智慧,所以我爱护我那号称万卷的各种图书。我喜欢书,尤其干净、整齐地排好放在书柜中、书桌上,就是散放,也要规整一点,那样看着舒服。如果是在陌生人处看见人家有些码放整齐的书,我就会立马生出几分敬意。当然啦,如果看见那种专为办公室或客厅书柜置放的只印有书名的、起装饰作用的纸版,我也会很反感。我觉得拿书当道具的人是一种心理自卑,而且欺骗性更大,更害人。书是有灵性的,尤其是拿书不仅当作学习、消遣、欣赏之物而且还将善待它做为一种情感表达时,保护好书就另有一番崇高了。我妈在“文革”时用新床单包裹抄家者要拿走的书的事,叫我刻骨铭心,永远不忘。1967年春天,那时我们家还住在河东区棉五二宿舍九号一座日式联排小楼的二楼。一天上午,只有我和妈妈在家,楼下开来了一辆四轮小货车,从车上下来的五六个年轻人直奔楼上来了,踩得木板楼梯咚咚地响。他们有人跟我妈简单生硬的讲了几句话后,就直接打开了房门、储物间的拉门及室内书柜的门。而后就开始把书柜里的马恩列斯毛和一些古籍、中外文学书籍拿出来,散乱的半扔半放地丢到了地板上,而后就埃本儿的翻看着,好像要找夹着的什么东西似的。这些人不吵不闹,甚至还有安静不愿意出声的意思,静静的翻看着。看了一会儿,就终于不这么看了,有一位立起身来不容置疑般对我妈讲,要全拿回去仔细检查。我妈妈原本默默地站在一旁的,看来人还算没像其他被抄家的邻居那样遭到胡来,就主动的给他们倒上几杯白开水。当听来人讲要把书都带走时,她有些不自在了。她看到被扔到地板上的书有的散页了,有的磕碰了,有的掉皮了,有的脏了,她好像有些心疼那些书了。妈妈疾速地伸手阻拦了他们说:我拿个单子吧。她利索地从一个立柜里拿出来一块儿全新的、叠放整齐的粉红色的杭州提花被面-----那是准备给我已经随上山下乡运动回乡务农的大哥的,然后平铺在地板上,将在地上的书埃本儿地整理好后整齐地码放在被面上,有个三、四十本后,就将被单对角系成了个包袱。而后又拿出来另一块显然是旧的但是很干净的花布床单如法炮制,我妈边系着包裹还边说:小心一点提着,以后还得看了。来人总共拿走了二百来本书。也许是听到别人抄家的事情多了,所以当时也没看出我妈有多惊慌失措,但在来人走了以后,躲在她身后、只有六岁的我还是能看出她的紧张和神不守舍般的状态。那个时候造反派到哪家去洗劫一下,已经是公开的密谋,我爸爸当时在一家棉纺厂当厂长,当权派、走资派和地下党三个该挨整的招牌全有,来这么一次实属正常。等晚上我爸回家后,我妈跟我爸爸说:我忘了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了,还有,咱们的床单什么时候能还?我爸心疼我妈,说:白搭进去个床单,别想了,人比书重要。可我妈说:你不是拿书当宝贝吗?
有两件跟这次抄家相关联的事情挺有意思:一是我爸说是因为有人知道他看书爱在句子下用红笔画重点,被看反特电影多的厂里技校的学生们盯上了,有学生讲这可能是潜伏特务的密码或暗号,所以才被学生们抄家的。第二个是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三哥到同事家去的时候,见到了一本莱蒙托夫文集,扉页上有我父亲的一方篆字名章。儿识父章,我三哥翻书又尽见我父亲专有的蘸水笔画的红道儿。他问这书是哪来的时,那同事回答,是他哥文革中抄家时不知道从谁家“顺”回来的。以前有好几十本,翻翻就都点炉子了,现在就剩下几本硬壳的了。三哥回家告诉了父亲,我爸只是说了“也看书就好”就过去了。三哥听了我爸爸的话,没去找事儿。要知道那时如果老干部想认真追究的话,抄家者肯定是要被组织处理的。
我爸爸妈妈对书非常爱护,但就在抄家之后,我三哥王育庄撕书没受到惩罚反而得到鼓励的事情,我也是常常想起。我们兄弟四个,我最小,我三哥比我大七岁,是最爱带我玩和哄我高兴的哥哥。文革开始后学校都不上课了,初中、高中的学生不是串联去了就是在校闹革命,小学生基本上就是在家玩。我三哥和邻居的同学、伙伴们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常玩比较“野”一点的游戏。但其中也有“文”一点的游戏,比如用玻璃球弹的纸三角、用手拍的元宝、投掷的纸飞机等等,也都是叠的结实、挺阔,可以玩很多次。那时物资匮乏,各家纸少,好纸更少。为了能在玩伴中获胜,我三哥就从二楼家中的书柜中“偷”出没被抄走的书,在一楼我家使用的过道中放筐、自行车等杂物的地方背着人将书一页一页的撕下来,做各种需要的纸艺,尤其是用厚纸做成的各种飞机,漂亮又飞的远,而且永远玩不坏一般。凡这时,我就是打掩护的跟班儿。尤其是叠好飞机后,三哥会带着我到楼外去投掷,我俩会边看边追着飞机顺滑飞行的弧线跑出很远。记得某天我爸下班时发现了三哥一楼的秘密,吓的三哥够呛,头都快要低进裤档了。我爸没生大气,没训他。我妈看出来问题,在吃饭时帮着我三哥讨好他。爸爸坐在方桌边不仅原谅了我三哥,而且还到书柜里拿出来两本大开本精装的什么书说:漏网的,叠吧,省的惹祸,只能在门口玩儿!书呀书,换了个方式能让人永垂不朽。此后,我三哥纸艺突飞猛进,无论多大的飞机,叠的整齐,尺寸精准,向天空一掷,曲线顺从,平滑、冲刺、回旋顺畅且华丽。他叠的纸船也一样的,无论是仓底平的小船还是带烟筒的大船,都很平稳,好看,放在洗衣服的木盆里可以玩好几天,不沉,不坏,不漏水。我爸爸曾在一次家庭聚会聊天时说三哥:你其实最应该干的是政治工作,看问题细致、辩证。哈哈,有意思,没准儿这些优点都是他玩透纸艺时开始体会的。
还有一件撕书的事儿,因为是我自己的“奇事”之一而不能忘记。1981年我中专分配到河西区政府工作,算干部。当时社会上急需各种人才,政府就广开学路,创立了可供业余时间学习的广播电视大学和职工大学,正式毕业后国家承认与全日制大学一样的同等学历。1982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届在全国正式招生,学制三年,如果考上.每周有两个半天的集中学习和几个晚上的自己听电台广播学习,报考条件是必须单位同意。刚上班的小青年拿着工资利用上班时间上学,一般单位是没门儿的。区政府人事室原则上不同意,因为当时我工作的计委一共才十几个人,有大的小的五六个人要考,真的都考上了,真的会影响工作了。我们的主任是裴玉川,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抗日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建国后曾经做过大厂的领导,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区政府那时在绍兴道四号地震震塌了的原址上的临建房子里办公,有6、7间办公室,同事们中午都没有午睡的习惯,多数人下棋、看书、聊天,这是跟领导沟通事情的好时机。裴主任听我们几个一届分配来的人说了要考电大、职大的事情后,没有当场表态。但有的科长们表示反对说:怎么好事都叫你们赶上了?都考上了谁工作?说的是实际情况。但我想努力一下,先找了科长说一定不误工作,科长同意了。没等找裴主任,他就召集大家开会了,他对我们要考学的人说:你们能到区政府工作就很不容易,现在又有了上学的机会。考上了不仅能学到知识,以后提拔,学历还会起作用的。所以,给你们机会,我同意你们考,人事室我去讲。但是,考上了,绝不能耽误了本职工作。本分做人,有知识地做事,才有可能有自己的前途,对国家也是好事。事后得知,机关里就裴主任一个为青年干部争取机会的。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胸襟开阔、且能积极考虑年轻人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领导。因为这,裴玉川这名字叫我永远不忘。报考之后,我就下定了决心要考上。我们单位六个报考全国统一考试的“中央电大”的最后只有两个考上,我算过一个。因为我没有过目不忘的能耐,更没有强闻博记的读书技巧,我用了笨办法去做最后的冲刺:在离考试还有最后两周时,我看复习参考书时开始看一页撕一页,看一门就撕了一本,自结一门,自绝后路。我的复习方法不是一个好方法,但”显灵“了,我如愿考上了全国统考的“电大”。这是我的运气。有人说运气是一个人软实力的一部分,这话我信。我遇有不智之时,便有运气相持。我的运气都来自亲人、家人、同事和朋友们的一颗颗本有向善的心的正常平稳的释放,只是我离他们近一些,接受到了他们的美与善的力量,他们推着我努力,融合和铸造着我对学习的坚持,对克服困难的沉着与勇敢、对亲朋的合、义与对国家的忠诚。
我至今喜欢读书,是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精神继承,它还可以使生命活的更加宽广,任何不劳而获都是靠不住的。读的书多了,你就会比别人看到更多的生活中的美好和快乐的一面。有言道: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事业还是读书。无论纸质书,电子书,多读书就会充实自己,就会积善成德,就会尽觉八面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