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营环境的日渐不景气，纠纷成为了当前不少典当行的困扰之一。尤其是在近日，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典当第一案”历时6年终于迎来了最终判决，更是让业界又一次重视起了“诉讼”这条经营的“高压线”。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之前有不少业内人士均认为，如果这起案件中武汉雪正公司的“行贿罪”成立，则很可能意味着靠向借款单位财务负责人支付担保费来保证当金收回的方式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显然，此次该公司被判无罪，除了当事人终于被“还了个公道”以外，对于行业的经营而言也是一种信心的给予。

　　不过，通过对这起案件的关注，延伸到如今典当行在诉讼中所面临的现状，依然让人感觉不乐观。例如有一个现象就很引人深思。记者注意到，搜索与典当诉讼相关的报道，会发现近一两年来“官司缠身”典当行明显增多。而如果说，案件数量的增多与典当行数量的增加有一定关系，那么，新近的案例中能时不时地看到一些业内比较知名的典当行的名字，就令人感觉到不是那么简单了。

　　“对于近一两年来典当诉讼的增多，我和不少同行一样深有感触。”广东珠江典当行常务副总经理申又喜说，“主要还是一种连锁反应，客户的资金回流困难，拿什么来还？而且不夸张地说，当前进典当行的百分之八九十本身就不属于优质客户。”

　　与此同时，最高院于前不久发布《关于审理和执行涉民间投资民事、商事案件的新思路》，其相关负责人在解读时提道，要严格执行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标准，不支持商业银行、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利息以外的不合理收费，这在不少典当人士看来对自身也非一种利好。“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折算下来，受保护的月息费约在2%左右，但众所周知，随便一笔房地产或民品的典当业务息费就能超过这个数，无形中会降低客户的违约成本。”有人认为。

　　“因此，我们现在都会重视做好提前预案，比如说合同。”申又喜说，“而且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一旦发生纠纷，走仲裁会更可行，差不多3个月左右就能处理好七八分。”

　　然而，在行业相对比较发达的上海地区，一些典当经营者发现，如今或许连仲裁也未必是一个万全之策了，执行是他们在诉讼中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关卡。

　　“前段时间协会法务部组织了部分企业的座谈会，大家在会上就普遍反映了这一点。”上海典当行业协会秘书长吴贤达表示，“以前我们提倡企业走仲裁，但是慢慢也发现，即便如此，执行依然难。”

　　据悉，为了应对这个难点，有业内人士建议典当行事先采用强制公证的方式，这样一旦出现问题，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要注意一点，如果债权文书有错误，法院同样会裁定不予执行。”律师朱巍指出。

　　或许，对于当前的典当行业来说，要减少或避免纠纷的出现，根源仍在风险防范上。“应谨防短贷长投，深入了解客户的还款意愿和来源。有时候典当行在把握不住这些问题的情况下，由于担心业务流失而铤而走险，这其实很危险。”申又喜等业内人士提醒道。

                                               （中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