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教师节，我也会想起曾教过我的老师们。客观地讲，他们从来没有像磁场一般吸引我勾起对学生生活无穷无尽的回忆和追记。因为我总觉得老师们和其他帮助过我的人一样，都是充满了善良和爱护之心的普通人，而自己只要在平时老实做人就行了，没什么需要特别想念的。况且，能记住的老师可能不是教会了自己最多知识的那位，也可能不是当时为某些事叫你最恨的那个，因为恨常常是在事发之后挖掘和酝酿出来的。能记住的老师大多是常常看到我们优点、能时而给我们些许依靠和微笑但又没忽略了我们缺点的那么几位。

郑庄子小学袁老师

我是1961年出生的，之后十年我们家一直住在河东区的棉五厂二宿舍。该上小学的时候，郑庄子小学来了一位姓袁的年轻女老师，略胖，脑后一条大辫子，温和而又亲切。我母亲和她在我家的方桌两旁聊着天，我则依偎在母亲身边看着她们。那一天我很激动，因为我母亲答应袁老师叫我上学了。

1968年夏季过后我上小学，一背起书包就算告别了童年。还好，我的班主任是到过我们家的袁老师。就这样，袁老师成了我从童年通往少年的一条记忆纽带。

那时正是“文革”期间，小学生每天在上早自习前都有必须进行的“天天读”活动——就是每个同学打开自带的《毛主席语录》大声念其中的某些段落。刚开始“天天读”的时候是袁老师领着读，后来就是老师叫某一同学上前边来领读。领读虽然很简单，但在同学们看来是一件极为荣誉的事，被看作老师的一种变相表扬。我曾被袁老师叫过好多次，每当我站在同学们面前大声说着：“打开《毛主席语录》第某某页，第某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念！”时，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快乐。有时回到家向妈妈汇报，妈妈自然也很高兴。那时小学生拿的《毛主席语录》的书皮大多是普通红色纸质的。妈妈为了表扬我，还让爸爸特意给我买了一本带着又厚又软的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而且，还有一个尺寸正好的小红挎包专门放这本《毛主席语录》。这叫我走起路来很神气，甚至还有些骄傲——因为别人没有这么漂亮的塑料挎包！记得在一二年级时的某个夏天，袁老师还曾经安排军宣队的战士到我们家给学习小组的同学们讲革命故事。故事大概是雷锋小时候受地主迫害的事，当时同学们围着楼梯上年轻解放军战士越听越气愤的情景我至今都记忆犹新，这也是我对解放军有人民子弟兵感觉的源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流亡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要来天津访问前的好几个月，我们学校就开始挑选要去欢迎他的学生了。当时，老师和学校的领导叫同学们站到操场上排成一列，挨个儿看着、挑着，我则被袁老师一指：“还有你”，于是我就成为了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群众中的一员。我们学校的队伍被安排在了离东站不远处的海河边，当乘着三面红旗的红旗轿车在眼前经过时，所有的人都按照事先的要求欢呼雷动起来，那场面的宏大、热烈和震撼是我以前从没有见过的。要是没有袁老师的那句“还有你”，我就会错过了为这一场热闹非凡、堪称重大历史事件欢呼的机会。

此外，在郑庄子小学读书时唯一给我恶魔般影响的事也是袁老师帮我解脱的。有一次课间，我在学校厕所小便时尿到了水泥池边，正巧溅到了也在小便的一个“工宣队”裤子上。这个“工宣队”瘦高个，黑驴脸，大嗓门喊道：“哪尿？住哪？”“二宿舍”，我回答。“你爸是谁？”我也如实回答了。他提好裤子一手把我拽到了一边。由于害怕，我本能地缩起了脖子，尿了裤，随后便一下子窜出了厕所。我这一跑激怒了“工宣队”，他追我穿过了小操场一直跑到教室外。当时正赶上袁老师刚上课，我撞开门进去之后她严肃地看着我。这时我身后的“工宣队”叫到：“哪个班的？出来！”袁老师往外看了一眼，出门片刻就回来轻声对我说：“坐回去吧”。我回到座位上，解放的心情飞向了窗外蓝色的天空。不知道袁老师用的什么魔力，轻易就把那魔鬼驱走了。

1971年夏我家搬离了棉五二宿舍后，我尽管个子小，还不怕危险地用“套腿儿”的方法骑自行车到郑庄子小学去过，只是想看看学校的操场，看看有没有袁老师从那走过。直到现在，袁老师留在我的脑海里的永远是那么亲近和蔼的形象，她给我的少年时代带来了少有的温馨和美好。我常想，这绝不是我所经历的一个巧合，因为袁老师并没有刻意去叫我记住她的好心好意，她对别的同学也一样呵护备至。

102中学朱长志老师

朱长志是我在102中学读高中时的最后一个班主任老师。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我想只是他的一句话叫我记住了他一辈子：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我上高中以后学习不好，一是脑子笨，二是有退路。我们初三时已不再动员“上山下乡”，而且正式恢复了高考制度。国家为了缓解大批的失业青年就业压力，于是就有了没考上学和没办法当兵的人可以去“顶替”父母上班当工人的政策。我用不着，当干部的父亲明确告诉我：“努力学，考不上可以去参军”。

不过，脑子笨没办法，只能努力。当时已经当了警察的三哥想办法找到了学校的领导，叫我上了作为学校确保往大学方向培养对象的“文科小组”，整个小组仅有十人。最后这十个人还行，五个大学，五个中专，我好歹考上了中专——天津市物资管理学校计划统计专业。考上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中专成了我生命中一个新的支点。我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朱老师见我就讲：“曾有老师说，‘文科小组’就一个人考不上学，就是你，可我说，王育英没问题。”

这朱长志老师就是我们“文科小组”的班主任。他不是那种风度翩翩、侃侃而谈有潇洒范儿的老师，但颇具精气神儿。朱老师清瘦，中等个，戴眼镜，透过镜片能看到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讲课时声音偏大，但有节凑感。我们这一届文理两科的升学率和质量在当时河东区的中学里是名列前茅的。当然，朱长志老师也名传中学教育界。

朱老师人好，心净，没有风凉话。比如我早有青春期的萌动，追求同组一个心仪的女孩儿。他有耳闻后，从不当面叫我下不来台，而是用“学习、生活都要立长志”来给我“旁敲侧击”，争取叫我自己悟出点什么来。

前几年有一次同学聚会时看见了朱老师，同学们特意叫我坐在了朱老师的旁边。我把我的太太介绍给他，他笑了，笑出声来，笑的笑容可掬，仁厚儒雅之中还露出了一些年轻人才有的朝气和得意，因为我们夫妻都是他文科小组的学生，我的太太就是我当初喜欢的女生。他说：“没变就对了，要立长志”其实我知道当时他苦口婆心地叫我“立长志”是为的什么，几十年之后看到我们还在一起他自然就笑了，好像风花雪月的故事有了结尾。

那次聚会时我们照了一张合影，之后就再也没见到教导我做事要“立长志”的朱长志老师了。后来听有联系的老师讲，因为朱老师病故时怕我太难过，没敢告诉我。

我的工作虽然平凡但自觉也算敬业，这真不是一种炫耀。我没指望自己要干出多大动静的好事和干出多轰动的坏事。我对自己没有誓言，我对学校也更没有什么诺言，所以谈不上辜负了老师什么，甚或，更谈不上失守了自己什么诚信。我只是很庆幸自己在生命按节奏前进时遇到了那么多心地善良的人们，包括我亲爱的老师们，他们以仁爱的心意和情怀，做着在他们看来平平凡凡的事情，但对于我们得惠之人来讲，可能会是享用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