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一排：马真勇 刘道朴（新来的主任） 裴玉川（离休的老主任） 孔祥楼 邵星刚

二排：彭盛宏 孔岚 王育英 杨静珍 杨少兰，三排：孙集申 李金岭 张科 许凤凯 张新乐

张新乐是我唯一能称得上师傅的人。

我1981年10月从天津市物资管理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坐落于绍兴道4号的河西区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计划科做统计。当时区计委从刚被撤销的区综合计划局演变而来时间不长，只有办公室和计划科两个科室。我工作不久就又从计划科分出了物资科，而计划科还继续做基建计划和统计这两项工作。

做统计工作的一共有四个人：杨静珍、张新乐、孔岚和我。孔岚小姐和物资科的孙集申先生是比我们早半年分配来的中专毕业生。杨静珍女士是我们搞统计的头儿，当时官称“杨姐”。杨姐带着孔岚小姐，张新乐带着我，我主要做的是社会商品零售额的两张统计报表。

杨姐那时微胖，极有精气神儿。她做事利索，我们的全部工作她都心中有数。多年以后，我们这摊儿逐渐升格为统计科、统计局，杨姐都是担当重任。杨姐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一是每到周二下午学习的时候，裴玉川主任或办公室孔祥楼主任对她一客气，她就会接过来该念的文件或报纸念，因为这是个令人口干舌燥的累活，没人愿意念；另一件就是她在给办公室做卫生时的不怕脏不怕累，尤其是在给犄角旮旯清扫时更是认真。比如，门框上边的横梁上和窗户上的相同位置，她都会登高擦得特别干净。如此，区机关有时检查时，有的人专捡难以叫人注意的地方去用手摸以便给我们蹭黑减分，但是这招在我们这不灵了，差不多每一次检查都会引起一次我们的自豪。要知道当时的办公室还是震后临建，到处撒气漏风，保持卫生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师傅张新乐是整个计委学历最高的人，是文革前入学的财经学院的老大学生。他中等个儿，不胖不瘦的，走路说话都不紧不慢的，甚至笑和发点小脾气也都是很有节奏感的。我跟了他几年，说白了，学了点什么技术活儿没印象了，但他做人的良好品行和做事的认真风格却叫我终身难忘。

我不喜欢统计这活儿，那时还没有电脑，计算数据是用算盘。我最不爱用算盘，仅是看用算盘的人的形象就觉得没意思，难道我就一辈子拨撸算盘了吗？其实我刚到物资学校读中专的时候就讨厌算盘。学校在集中上课后要把全体同学分为会计和计划统计专业时，我一开始是分到了会计班，但一看到学校给每个会计班的学生发了一个算盘练习打算盘时我就傻了。于是回家跟当时在“万人大厂”当党委书记的父亲讲，叫他想办法给我调到不拿算盘的计划统计专业。他托人给我调了专业。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我们这个专业也要拿算盘练习，因为做计划统计也是离不开计算的。

谁想到到区计委还是干拿算盘的统计。没办法，在别人赞扬、羡慕分配到区政府机关时，我已经不怎么喜欢这个工作了。

新乐是个非常和蔼的人。那时也没人告诉我们应该管师傅叫什么，也不兴叫男士或有师尊的叫先生。因为他不是科长副科长的，身上没衔儿，没法叫。我们也没大没小，在必须叫他的时候就随着科长主任们叫他“新乐”。他好像说过几次没大没小什么的，但也没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称呼他。以后直到他有了科长职务前我们一直就这么叫着。

新乐脾气好，工作也讲究调理和节奏，这特别符合干统计的特性。那阵有人讲“统计是七分统计，三分估计”，新乐不这么干，他真是全心全意一丝不苟。我负责的每个月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几十种商品的单个统计的表，本来是万元为单位的，小数点后两位是可以忽略的，可他不行，非要我在计算准确后再决定取舍。他知道我活儿粗，常告诫我“小看数字会出大问题”。

新乐人好、事少、真诚。他就是发现我报表中驴唇不对马嘴的时候也只是先改正后批评，绝不会像有些人拿手下根本不当个什么的乱批乱骂一通，好像你影响了他当国家主席似的。

新乐那时住机关附近，但他能坚持常年上班早来晚走也是不容易的事。他到办公室套袖一戴，兢兢业业的一干就是一天，很少有闲的时候，我曾纳闷，哪有这么多活等着他干？比起他来，我倒像个“大官儿”：我当时住的也不远，但常踩点儿上班。自觉没事儿的时候常拿起报纸一看就是好大一会儿，自己屋里的日报看完了，还要到主任办公室去找《参考消息》，实在没用眼看的了，就开始没话搭话的各屋“巡视”一下。计委一共十几个人，反正没人好意思赶我。看得出来，新乐是不愿意我到处乱走的，偶尔会批评我。他批评时也不太讲究方法，简单，也直来直去。比如我往物资科跑，他就说你不如调到物资科，我往“计划”那跑他就说你不如调到“计划”那，他说：要是哪也调不走你就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也是，只是我心思没在这。新乐管的统计从来没出过毛病，有时领导、主任什么的过来转转问问数，他也能对答如流。讲起区里的情况，他比区长还区长，因为各行各业的情况不仅数在他的脑子里装着，而且因为他经常下去了解数字的变化原因，他还知道数字变化的背景。跟师傅长了我就有点不那么闲庭信步般窜来窜去了，觉闷了，逐渐体会到了统计里含着的大学问和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期中的重要性。新乐在用其言传身教的“慢功”告诉我，人应该踏踏实实做事，不仅统计不能估计，就是做人也不能吊儿郎当马马虎虎。

我刚参加工作的1981年，当时的区机关干部整个加起来才200来人。区计委的十几个人是真正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结构。除主任裴玉川外，办公室孔主任也是老干部。裴主任解放后被组织派去读过中国人民大学，在国有大型工厂当过领导，所以做事眼界宽广。孔主任当过儿童团，也经常跟我们小青年讲区里的老人老话，有时还问问我们对社会上的事情怎么看。这些肯定不是青年人爱听的话题，我有时对她就有些意见甚至是背后议论。比如，某年电视台里放苏联电视剧《复活》，她不喜欢里面的安娜·卡列琳娜的形象塑造，她问我看法如何，我回答有些偏激。自然，孔主任不同意我的看法。新乐知道了这事后对我讲，你别看孔主任表面上左，其实人不坏。她跟你聊天不高兴归不高兴但不往心里去，要是别人，记恨了，往“上边”一说，你就算白混了。而后他就告诉我同事中谁的优点是什么，告诉我不要目空一切，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不在乎。沉下来想，新乐说的对，除了自己应该多自省之外，在我心中也立马改变了对“马列主义老太太”孔主任的认知，虽然她的有些观点和做法我还是不同意，但她对同事不使坏不害人的口碑叫我起了敬重之心。

新乐待我用真心。我有时对工作中接触的有关领导有意见，包括对区领导的有些做法也敢“批评批评”，这样年轻气盛的肯定招致“老人儿”们的不同意见，甚至是虎着脸的真批评。我在意志消沉时，曾经在办公桌面上的玻璃板下压了张纸条，上写着：少说多做。但有时忘了这纸条上的提醒，还是“瞎”提意见“乱”发牢骚。凡是这样时，新乐就会及时过来敲着我办公桌说：看看，写着什么了？凡此时，我就会老实下来。新乐对工作认真，对自己也严格要求，后来他当了区统计局的领导，虽说这有些屈才了，但我还是觉得他会是以平常心待之的，因为他不是争强好胜的人，不是见利忘义的人，更不是以官大官小为人生成功标准的人。他有普通人的仗义，诚实人的美德，有学问人的真实和对同事的肝胆相照。

我在河西区政府工作了整十年，档案关系一直在区计委。其实我在计委工作没几年就常被派出去帮忙或叫政府办借调走干其他工作去了，所以和新乐也就不是经常见面了。偶尔我回计委办点儿我必须去办的事情，或者在马路边便道上见到新乐时，我们也都是不见外地说几句问寒问暖的话就走了，我离开河西区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我师傅张新乐今年该有70来岁吧，我想依新乐的脾气秉性他会平静而愉快的生活。听说新乐上大学的时候爱好京剧，我问过他，不否认。真想哪天有机会再见他时问问他：人生是否真如戏，但问豪情扬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