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前，住在棉五二宿舍九号，二楼。我开始知道除了中国还有外国，以及前三次“见”老外，也都是那个时候。

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沿海河一带，过去有棉三、棉五两个棉纺厂，以及天津钢厂、合成化学厂等一批生产型企业，在那里居住的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因为是工人扎堆儿的地方，所以所有人的行动和意识几乎都与工人阶级的灵魂融为一体。比如在填写各种表格的“出身”一栏时，棉纺厂干部的子弟几乎填的全是 “工人”，觉得本来就该这么填。

据说，纺织行业在五、六十年代的产值能占到天津市的一半。正规的产业工人队伍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中是稳固政权的基础，所以有其他新兴产业要发展时，纺织行业会调走许多干部前去支援。我爸没调走，一直在棉纺行业工作，棉三、棉五、棉四、纺织局、棉二、棉纺公司他都干过，虽没有学历，到离休时，政府却也给了一个高级政工师的职称，好歹也算是吃棉花拉线儿的专家了。

而那时真正能叫外人稍微看出来点儿干部与工人不同之处的只有住处。比如我家住的，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建棉纺厂时分给高级职员的宿舍，相当于现在的联体别墅，一排四门。那时干部少，好几千人的工厂也没几个像样的头儿，直到建国后，才陆续住进了干部、医生、工程师什么的。

棉五有一宿舍、二宿舍、三宿舍三个宿舍，其中二宿舍最为特别，因为有好一些的房子和小花园、小树林。在记忆中的童年流连忘返不仅是一件快乐的事，而且其中的很多事成了我后来诸多行动的原动力。比如，我第一次见到“老外”的事情。

那也是我印象中第一次见到“老外”，约三四岁时。后来听大人们讲，才知道其实是一个华侨。那时年轻的他正在给太平洋中一岛国寄信，我拉着妈妈的衣角看见了他，我记得是在宿舍区的副食店里，他一派和气地与售货员说着话。他的干净和文静给我留下了“外国人”美好的印象。今天想来，正是因为见到了他才引领了我对于外面世界的幻想，才使我知道了中国之外还有很多的国家，地球上还有汪洋大海，外面还有很大很大的世界。

后来我妈讲，我真正第一次见老外其实并不是那一次，而是我更小一点的时候。当时我妈抱着我跟我爸在第二工人文化宫看演出，有一位黑人朋友想抱我逗我，结果因我大哭而作罢。我爸妈虽对这件事言之凿凿，但可我宁愿信其无，也不愿信其有。因为，大哭实在太不友好了。

不管前两次的顺序，可以肯定的是，第三次“见”老外是我在郑庄子小学上三年级的时候，那是我们被安排去东站路边列队欢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据说我们学校的欢迎队伍还被摄进了记录片，更有人讲还在电影中看见了我。尽管当时压根儿就没见着坐在轿车里面的诺罗顿·西哈努克亲王，但他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我还是觉得亲王极其亲切。因为那一次，我全身心都融入了人群中花的世界，全身心都融入了人们洋溢出的澎湃、友好、激情的海洋中。

虽然这一次“见”老外实际上是没见着，但由于此前从没见过这么漂亮、宏大的场面和非常郑重其事的安排（提前很长时间叫我们停课学唱亲王写的歌“怀念中国”及学习简单的礼仪），使我知道了外国元首到来之时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除此，我也在老师严肃的教育中知道了中国在世界上还有许多朋友，不仅有柬埔寨，还有亚非拉。那时我真希望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朋友，盼望着他们天天来，这样我们除了能够停课学歌之外，还能看见那么多花和漂亮轿车，还能增长那么多知识——犹如一个从没用过的机器生锈之后被人点滴机油，当它放开运转，世界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起来了。

现在城市的企业布局已从过去的主要以地理条件为基础的方式，向由科技创新和工人技能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所以，棉纺厂的存失已是另一种模样，海河边上最好的地段亦出让给了房地产商，工厂，没了。如今，棉五的三个宿舍也已经变成了新的现代化民居，随便拿出一套房来，设施都比过去强上一百倍。

很多年以后，再和老外相关的事就与棉五二宿舍九号无关了。仔细想来，少年时的憧憬竟像一根线，贯穿着一个人生命的始终。我那时所“见”的三个“老外”，实际上让我一生有了“友好度”的概念，而这种对内对外的“友好度”对于个人生活和城市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与世界为友”的童年愿景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天津市友好合作城市企业促进会的成立正是我在成年之后对儿时梦想的最好实践。每一次参与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工作都能够给予我新的收获，这些经历像一个个点，连同那些美好的记忆一起串联，映照出健康和阳光。而棉五二宿舍九号，始终是我记忆中的一颗珍珠，在生命中映秀光亮。

（本文刊于《天津日报》2014年4月17日第12版 刊登时与本文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