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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表层”与“深层”回暖
发布时间：200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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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个季度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正在加速。无论是GDP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还是发电量增速都显示出强劲的反弹态势，已接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正常水平。而且2009年中国经济“保八”增长已几无悬念。
如果说短期经济指标回暖是表层“春意”的话，现在，中国决策者更需要思考如何让经济深层走向也回暖，甚至奠定未来若干年的好基础。
我认为，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深层走向是否回暖有五大因素，即经济结构矛盾、经济不确定性、流动性泛滥、产能过剩与产业环境，以及就业与社保体系建设。
1、经济结构有待优化
目前经济结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大投资，小消费”，“重外需，轻内需”，“强财政，弱保障”。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在国内外消费需求同时加速低迷状态下由投资单独拉动的，投资、出口和消费的表现是一强二弱。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5%，比照今年前两个季度，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依旧在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几乎主导了全部的经济增长。消费数据显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季度增长在下降，而财政收入却有较快增长，这加剧了消费占GDP比重的相对萎缩，这一比重长期以来处于低位，与主要经济体相比也是较低的。这种情况和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相关，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投资迷恋，消费轻视”的政策牵绊。
尽管中国在去年经济刺激计划伊始就提出了“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但是现在看来，结构不仅没有调整，反而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局面在加剧。去年底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使经济摆脱了低迷的局面，但是聚焦于空前的信贷扩张和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可能使这一刺激政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有报告指出，在整个刺激方案中，有89％投入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只有8％被安排用于支持消费。据测算，到明年第二季度投资占GDP比重很可能将创历史新高。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看，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势在必行，核心是改变以投资为主导的高增长政策，同时有必要调整投资平衡，从重工业和基础设施这样的传统重点，转向鼓励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
过渡依赖外贸出口拉动经济而忽视内部消费，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在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如果未来国内外消费需求依然不能显著回升，那么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将会形成潜在的通缩压力，到明年二、三季度将会集中爆发，从而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提升途径上看，中国下一步必须通过产业选择、技术创新以及加速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最终提高投资效率。同时，通过各种政策刺激国内消费。
2、需注意经济不确定性
在未来，中国经济可能还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细看投资数据，第三季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和钢铁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行业有所回落，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却异军突起。然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国内贷款、居民按揭贷款和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的涨幅却在下降，这意味着未来投资能否持续拉动经济增长还有不确定性。
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还是来自出口。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目前的进口增长幅度数月大于出口增长幅度，这可能意味着未来会出现贸易逆差，最快有可能在明年第四季度显现。出口的巨大不确定性短期内很难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拉动作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将给经济带来不稳定性，容易大起大落，很不确定。更需留心的是，决策者不可在经济“表层”回暖之时忘记体制改革，同时更不能在此时对出口增长抱有过度期望。
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还是来自出口。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目前的进口增长幅度数月大于出口增长幅度，这可能意味着未来会出现贸易逆差，最快有可能在明年第四季度显现。出口的巨大不确定性短期内很难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拉动作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将给经济带来不稳定性，容易大起大落，很不确定。更需留心的是，决策者不可在经济“表层”回暖之时忘记体制改革，同时更不能在此时对出口增长抱有过度期望。
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方面的措施来平抑：一方面，不能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的拉动，而应把部分注意力转到国内消费市场，出台更多相关措施，挖掘国内消费潜力；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商务部和行业协会的指导，积极拓展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在内的新兴国际市场。
3、防止流动性泛滥的影响
有迹象显示，热钱再度流入中国，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包括股市、楼市在内的资产泡沫和输入型通货膨胀，从而加剧实体经济通缩和资产价格泡沫共舞的趋势，最终会给中国宏观调控的决策者造成两难的挑战。
由于金融危机，热钱在上半年撤出了中国，而第三季度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暗示热钱现在又正回到中国。过去一年来人民币盯住美元的策略保护了中国的出口，沿袭了经济强势增长依靠弱势货币的假设。但随着最近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对大多数货币贬值的形势不符合人民币坚挺的期望和中国经济强劲的表现，人民币走强的预期和资产价格升值的收益，驱动了热钱的再度流入。
与此同时，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正在加速增长，部分原因是受中国外汇储备再创新高的提振。在国内流动性方面，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的银行投放了8.6万亿的天量信贷，受实体经济萎缩的影响，部分资金流入了资本市场，进一步推高了股市和楼市的泡沫，这加速埋下了通胀的种子。中国9月份消费价格指数较上月上升0.4%，物价指数增长表明通货膨胀预期确实存在。三季度中国经济流动性和通胀压力正在逐步积累，这些已引起了政府宏观调控决策者的担忧。
从某种角度来说，若不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以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人民币汇率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由于受到稳定汇率的掣肘，中国较难有效地治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目标必然要让位于汇率稳定和经济增长。
预计在今年后两月，中国将面临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加速流入和天量信贷导致的国内流动性泛滥。应对的着眼点应是及时调整货币政策的力度、严控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加强对热钱流入的管理，否则明年中国国内可能形成新一轮类似去年国内发生的资产价格泡沫。80年代的日本经验教训显示，宽松的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加上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资产泡沫的最后疯狂，随后是资产市场的空前动荡。
4、产能过剩与产业环境双重矛盾
以投资为主导拉动经济的政策和地方政府为政绩而大举招商引资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由于在出让土地、增加税收、改善就业方面有内在驱动力，加上税收政策特别是“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推波助澜，导致有投资就会有税收，甚至并不在乎该产业有没有利润，从而大兴土木，圈地投资。在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多余的产能无法由消费泡沫破灭的西方国家消费掉，导致产品出口受到较大冲击，暴露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其中，钢材、水泥、多晶硅和风能设备行业产能过剩现象严重。所以，减少产能过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政府产业指导、拟定产业发展长期规划、改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标准和税制改革，尤其是在当前还没有全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抓住时间差提前应对，才能把握产业调控的关键点。
另外，产业环境有待改善。当前，中国很多企业的研发、原材料采购以及主要市场都不在本国，产业上“多头在外”，必然无法摆脱原材料价格和成品价格被西方企业控制的问题，缺乏核心定价能力。同时，不断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反倾销措施。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由于经济恶化，今年全球反倾销数量将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1至8月79起反倾销案表明中国已成为最大受害国。出口型制造企业的产业环境不仅如此，更受到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低、新劳动法以及政府货币调控政策变化的“威胁”。由此可见，部分企业所在的产业环境堪称内外交困。
5、就业与社保难题
目前，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高增长，低就业”。数据显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非一致性，就业增长率明显低于GDP 增长率，经济的强劲增长并未强力带动就业和消费。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刚公布的一份名为《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产生的冲击、重大挑战和新机遇》的报告中称，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全国企业岗位流失率为8%，推算大约有620万人失去工作，而新增就业750万人，增减相抵，仅增加130万个工作岗位。而每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超过500万，每年新增进城农民务工者在600万到800万之间。可见，就业问题较为严峻。与失业相伴的是工作收入的普遍减少和岗位不稳定。包括灵活就业在内的就业质量不高现象是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由于企业效益下降和求职人数增多，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不高，尤其是起薪非常低。
人力资源回报率下降，消费就会受到抑制，同时，不加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就会阻碍社会与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历史经验表明，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充分就业，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安全的缺失引起的社会矛盾激化。2008年中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的关键在于就业是否充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能否有效跟进。显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国内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为基础的。充分就业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摆在重要的位置，其中，如何做到有效的二次分配特别是发挥财政资金在公共服务领域“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应是决策层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