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席卷欧美并辐射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之最”。虽然本周全球股市出现放晴迹象，但自危机爆发以来，各地股市已经数次创下阶段性或历史性新低以及单日或单周最大跌幅，可见这嘲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的确是史无前例。那么，这场发端于次贷危机、蔓延于整个金融链条并严重威胁实体经济的金融海啸究竟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将给人们带来哪些深层次的思考呢？为此，本报独家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和MNI（MarketNewsInternational）亚太区总编约翰·卡特（JohnCarter）。

    三大罪魁发人深省

    面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全线崩溃，处在这个金融链条上的所有环节都体会到了危机的严寒。这些环节是危机的受害者，同时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危机的最终爆发。溯本求源，专家认为美国长期低息政策、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过度超前是本轮危机的罪魁祸首。

    高海红认为，问题的根源存在于美国多年推崇的“债务经济”模式。美联储自上世纪90年代起实施的低息政策正是适应这样一种经济运行模式，通过低利率为金融机构低成本发放贷款提供可能和创造机会，而金融机构过度的借贷无疑是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形成的直接原因。据此，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管涛近日以个人名义撰文称，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是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但同时要注意处理好眼前和长远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

    与此同时，约翰·卡特指出，在美国启动加息进程后出现的长短期利率倒挂“谜题”也值得关注。除美联储实行长期低息政策外，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金极大充裕也促使长期利率维持低位。金融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性的信用廉价，支持了美国房市泡沫的形成，刺激银行扩大次贷规模，再通过金融衍生工具的包装将风险输送到全球金融链条的各个角落。事实上，在距离美房市泡沫破裂尚有两年的时候，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就曾警告“市场缺乏对风险的正确定价”。因此，房市泡沫的破裂相当于在整个链条的最根源处撕开一个口子。

    本次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可以帮助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会在风险蔓延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以一种最尖锐的形式敦促各国寻找协同管理金融全球化的方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3日发表声明说，各国政府在应对本次金融危机方面的临时做法反映出现有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严重漏洞。为确保持续稳定，保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国际社会应考虑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改革”，以包容各方的多边主义为基础，建立能够更好地迎接21世纪挑战的全球金融体系。专家认为，建立有效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及时阻断风险传递路径，加强国家间的监管协调，这些都是危机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导致危机蔓延速度如此之快，范围如此之广，杀伤力如此之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金融衍生品的迅猛发展。高海红指出，这些衍生品设计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偏离了衍生品用来分散金融风险的初衷，导致金融风险不断以隐秘的形式放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当局和评级机构需要有超人的洞察力来实施有效及时的监管和风险评估，才有可能防范危机的发生。”

    不过，约翰·卡特也提醒不宜将金融创新产品一概视为洪水猛兽。他说，正是信用违约掉期、抵押债务债券、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等新型复杂金融工具带来了金融市场的革命，其中大多数创新是好的，在危机结束后也将继续存在。问题出在监管没能跟上创新步伐，因此快速改善监管并且保证创新“有度”，这是危机过后全球金融业面临的最大命题。专家认为，加强监管虽然需要缜密的制度设计，但基本原则并不复杂。只要能做到提高金融产品透明度、实行监管部门问责制以及确保创新与监管不脱节，就能够避免危机的出现。

    信心缺失酿成致命内伤

    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至今已小有时日，各国救市力度不断加大，然而市场反应却相当“慢热”。治病需对症下药，那么眼下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病灶究竟在哪里？专家认为，信心与流动性的双重匮乏是本次危机的致命伤，相比之下信心之殇更让危机“伤痛难愈”。

    高海红指出，由于出现大面积的巨额减记，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紧缩是自然的，而流动性大幅度紧缩的直接结果是信心崩溃，信心崩溃又是危机深化的催化剂，两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恢复信心，快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是在短期内遏制危机蔓延的重要手段，这也正是欧美各国不断以各种形式干预救助的主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全球央行通过种种形式向信贷市场注资规模已逾数万亿美元且规模不断刷新，理论上讲流动性已不缺乏。欧美银行间拆借利率更是远远高出政策利率，放贷利润不可谓不可观，然而这些仍然无法消减市场中的惜贷气氛。约翰·卡特认为，各大银行对同业拆借的信用缺乏信心，这已经成为当前阶段克服信贷紧缩的最大难点。没有信心的恢复，即使银行间拆借利率和政府政策利率的利差创下纪录，人们仍然很难借到钱。换言之，很难说全球央行还需要注入多少资金才能解决这场危机。在美国，市场中每个人都希望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能够帮助缓解担忧，使得市场重回正常轨道。但是财政部购买问题资产需要时间，在未来的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内人们都很难看到市场信心的彻底改善。

    乐观的估计是，目前美国大多数出现问题的大型金融机构已经破产或获救，而前几日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有关收购美联银行的争夺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迹象，因为这起收购案中并不涉及政府援助。虽然最终花旗因为种种原因退出争夺，但这种没有政府干预的调整多少让人看到了金融机构在体系内自愈的希望。

    货币体系急需变革

    伴随着危机的深化与蔓延，这场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严重的信用危机，而这对于建立在美元信用基础之上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说意味深长。联合国主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13日就指出，将美元作为全球的主要储备货币以及发达国家掌控主要国际经济机构是导致全球金融失衡的重要原因。

    高海红认为，本次危机是对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霸权地位的重大冲击。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凭借其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撑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金融市场高度的流动性、机构和产品的多样性，以及与世界其他市场不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是支持美元能够成为世界主要储备、结算和计价货币的重要因素。而这次危机恰恰发生在美国，发生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可想而知，美元的国际地位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影响。

    但是两位专家都认为现在说美元地位就此会被替代还为时过早。约翰·卡特指出，美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全世界最好、流动性最强的体系，因此仍将吸引外部资本的进入。短期看不会有外国市场接替美国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领导者，但在地方金融中美国以外的力量将有可能分取一杯羹。高海红也表示，眼下还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与美元并驾齐驱。欧元是最具有潜力的国际货币，但是除了在国际债券中欧元债券发行超过了美元债券发行，目前在国际货币功能的其他各个方面，欧元的份额都远远低于美元，而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

    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加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以应对美元地位的变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新格局，这是摆在所有亚洲国家面前的课题，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为亚洲国家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提高亚洲货币话语权提供了契机。沙祖康表示，当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权重已经大大增加，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净债权国，应努力推动建立一个规范的公正的债权体系。

    自由与监管应并行不悖

    纵观这场危机的演变和深化过程，美国政府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几次大规模的注资，到对贝尔斯登、房地美和房利美、美国国际集团进行接管，以及最终通过的7000亿美元援助计划，这一系列政府援救措施的出台，实际上是与美国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场原则相背离的，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彼此依存又不断博弈的思考。

    事实上，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在美国没有存在过，只不过是这次危机发生在监管最为松散、风险高度集中的美国金融部门。高海红指出，任何政府干预和担保都伴有成本，都会产生道德风险，这对金融市场在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但是，短期的政府干预，在阻止危机蔓延，重建市场信心，防止系统性危机发生等方面确实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换言之，在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一项政策选择，美国政府如此，欧洲、澳大利亚等政府也是如此。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针对脆弱的金融部门和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在自由放任和积极干预之间，很可能选择后者。而美国金融危机更使得这些国家倾向于进一步加强国内的金融监管，延缓金融创新。对外部金融项目的管理，很可能延缓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甚至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管制。

    这就给人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辨证地去看待这场金融危机？正如约翰·卡特所说，对于任何一个市场来说，面临的挑战都是在自由与责任中间寻找恰当的平衡。没有足够的自由，就没有创新；没有恰当的监管，就会出现越界。

    毋庸置疑，眼下美国需要的是更多监管，本次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了对于金融自由化过于放任或消极监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和金融产品等方面都处在不同于美国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需要的是更多的金融开放，不应该因为美国金融危机而放缓改革步伐，错失发展良机。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为了避免走“监管缺失”的弯路，但绝不是走“只要监管不要自由”的回头路。（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