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是我被借调到河西区政府办公室资料科时的领导。

我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河西区人民政府。从1981年10月中旬开始到1991年年底，我在河西区整整工作了十年。这十年中虽然我的人事关系一直在区计划委员会，但实际工作过的部门却有好几个，前前后后大概是：计委、政府办资料科、经委、计委。在政府办资料科期间，我曾被政府办“出借”给区人大换届办和“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各一次。在区计委计划科和后来成立的统计科的直接领导都是杨静珍和张新乐，赶上的三个计委主任是：裴玉川、刘道扑和吴金祖；在政府办资料科“帮忙”时，我的科长是杜大姐，副科长是王文；在担任临时机构“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对外经济贸易办公室”负责人挂靠在区经委时，我的领导是杨德金，主管区长是夏宝龙。经过时间的筛选，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同事有很多，但张新乐、刘道扑和王文三人对我的情义之深厚是最使我不能忘怀的。

因参与投资的天津市金德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由南开区迁址至和平区的事儿颇费周折，解决后我以本届（第十三届）市政协委员的名义写了一份名为《关于完善企业在本市范围内跨区迁址工作的建议》的提案，市政府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联审处吕卓副处长就此事于5月9日亲临我单位拜访并说明办理情况。

“我有个朋友叫王文，曾在你们那儿当过领导。”吕副处长的到来使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王文。

无巧不成书，吕副处长一听马上回应：“他是我们中心创建时的副主任，我们是一起从市政府办公厅调来的！”

我告诉吕副处长我和王文不仅曾是多年的同事，还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不可思议地问：“是吗？”

“可不，朋友们说我俩是‘穿一条裤腿儿都嫌肥的哥们儿’！”我笑答。

壹

1984年秋末冬初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南京路东莱里的临时办公地点搬运给家里储藏的大白菜。科长通知我一会儿到台北路6号政府办四号楼（老楼）的会议室开会。临走时科长问我：“你知道开什么会吗？”我傻眼了——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统计员，每月管的是扒拉算盘珠子汇总全区街、局、公司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三种报表。别说区领导，就是计委的领导也从没找我单独了解过什么统计情况。所以我又怎么会知道开什么会？

我在快下班的时候赶到了会议室，找了最后一排的把角儿坐下来。因为当时计委、建委、城建指挥部、配套办、开发公司等“五位一体”一起在东莱里办公，所以我就认识了不少“建口”的人，这天开会的就有好几位。开会时一个带河北乡音的高个子中年男子声音洪亮地在讲话，讲的都是盖房和拆迁的事，根本与统计无关。我也拿了个本子做着记录，一本正经地记着——可我连讲话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天快蒙蒙黑时，会议才结束。结束前，那个带乡音的讲话人站起来用手指着我坐着的方向说：“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找我，也可以联系王育英，就是在后边的那个。”

——我？！他是谁？！怎么回事？！

我立马问身旁指挥部的秘书老李。他奇怪地问：“你不知道这是谁？”我表示真的不知道。他告诉我，“这是副区长刘峰岩啊！”

会散了，一个看起来比我年龄稍大几岁的戴眼镜、略显敦实的人走过来对我说：“我叫王文，咱到办公室来”。就这样，我和王文就算认识了。王文讲：“现在办公室紧张，没你的办公桌，你就两边跑。回去跟主任讲，你借调到资料科来了。”莫名其妙的被调到了资料科，至今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给区领导或工作会议写材料、出会议纪要和写一些通讯报道，这是我知道的资料科的功能。我的角色是跟着王文跑城建口的事，既有在办公室写东西的时候，也有联系杂事、联系会议和跟区长跑现场的事。

我业余发表过一些文艺类的作品，但是写领导的讲话等公文，我就写不出来了。即没视野，也没水平，基本上无法胜任当时的工作。王文理解我，给我介绍城建口的情况和资料，包括历史演变、当前的主要工作和领导最关心的事等等，为我尽快进入角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点拨，我根本没办法在资料科立足，也就更别提领导偶尔把我的优点放大之后的赏识了。

王文常在下班之后跟我平心静气地说怎样写材料的事。常是从我给他点上一颗他自己的烟并陪着他一起喷云吐雾开始，以各个办公室人走楼空为止。起初他常讲：“领导是学哲学的，思路清晰，看问题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中央的市里的文件比我们看得多，精神也明白得多。所以你得先学会‘记’，把领导讲的东西完整的记下来，再把个别的语句顺一下，这样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一篇好文章。”他还说：“领导最起码是站在全区的高度看问题想问题，你也应该多学习多看报，提高自己的修养，要不跟不上趟儿。小东西是写的，大东西是琢磨出来的，靠技巧是‘抡’不出来的。”我“依葫芦画瓢”写了几次后，找到了点小窍门儿：凡是我如法炮制的，多半改动后可以被接受；凡是耍小聪明、自以为是的东西，不仅多半儿没人用，就是用了，也得被改得面目皆非、七零八落。所以，他曾反复地跟我讲叫我不要“走板儿”。

时间略久之后我才明白了王文想培养我的良苦用心和对我的宽宏大量。因为有时我对他是不理解的：材料到他手里怎么就打住了？有些我自认为非常有文采和思路的材料，他宁愿重写也不往上递。等材料的时效一过，他就会告诉我哪方面写的不行。有时他也会非常严肃：“把你写的东西给别人看就是往火坑里推你，明白吗？你是给领导码字儿的，而你自己不是领导！”

其实王文要是想不叫我在资料科“帮忙”只是一句话的事，但他从来没对我有那“一句话”，甚至连暗示都没有。当别人对我略有微词时，他常打“马虎眼”说：“育英还行，认头写！”我知道，实际上他正用自己的信誉为我今后有可能发挥出来的才能做着担保。如果说我在资料科得到了更多了解社会、体会世界、观看世界的机会，那是因为王文善意的帮我把这扇窗敞得更大、更久。

贰

王文比我大四、五岁。他经历多，说话直，做事干练，写文章快（常可写出一稿通过的大块儿文章）。在他的身上好像没有一丝一毫的有人栽培和精心设计、培养的信号。他是从区房管局调到区政府的，因在房管局的基层工作多年，所以常笑说自己是“玩儿砖头的”，高兴时也讲讲工人中什么“三分头”、“七分头”的段子。由于他的直率和常有的侠义之举，所以不曾让人感到他是毫无瑕疵的名誉之人。曾是我的领导、也是王文在房管局的同事刘道扑就说过：“王文的义气是原装原生的，感觉侠气；育英的义气是说有就有，觉得匪气。”说我的部分不见得准，说王文的部分确实如此。王文义热情真。那时有一个我还未曾谋面的资料科同事因为“文革”中的事情在接受调查，是否被调查成“三种人”之类的“罪名”在调查人中存在着两种态度。这事儿跟王文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却坐不住了：“这可要毁人一辈子呀”。他找领导和相关人员说明了自己对此人此事的认识，希望在调查时能细致入微和实事求是。这位同事后来没有被扣上政治帽子，又重新愉快地工作了。听说王文曾为他极力声援，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还有一次区园林部门搞活动，请了几位书画家和市级老领导给体北的小区景致题字画画。活动结束时园林部门拿出提前准备的礼品给相关人员，但没有像我这样的一般工作人员的。王文觉得这样做不对：“要给就要人手一份，哪能有薄有厚、看人下菜碟！”他是有一份的，一看给我们要不来，就连自己的那一份也不要了，还在众目睽睽之下随手就把照相机里记录活动的照片胶卷一下子扯出来曝光了！

叁

王文有很敏感的“正气”嗅觉。八十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相交融的非常特殊的年代。经济的压力和思想的开放使传统的社会工作方式有了改变，许多从前人们不敢做的事情有人开始大胆尝试了。当时风华正茂的区领导就在回迁房的分配中大胆地实践了前所未有的“电脑分房”的举措，这在当时纯手工分房可以无限“操作”的风气中无疑走在了全市前列。这需要领导的勇气、魄力和自身的正气。王文及时向区领导提出了要将此事大张旗鼓地报道的工作思路。公开报道后不仅得到了市领导的表彰，更重要的是提振了老百姓的信心，在实行电脑分房的区域无一户居民上访、闹事。

还有一年的年末，区政府在规划来年工作时大胆、明确地提出了要干的十件大事，这在当时的区一级政府的对外宣传中是见不到的。王文看到了报道此事对区内外工作的长远意义，吩咐我积极联系区内外的通讯员和记者进行宣传。果然，这些举动不仅给区政府区领导树立了积极向上、一心为民的良好形象，也更在全社会获得了极好的反响。我佩服王文敏锐的判断力和行之有效的方式，跟在他身边除了锻炼我的写作能力外，也使我看到了他作为一名区政府普通干部敢作敢为、充满历史责任感和一心为公的形象。

肆

王文身上的义气其实是一种担当，这是朋友、同事和一些比他年纪大的人以及领导也愿意找他商量事情的原因。我是得到他敢担当的好处之人。

世纪初年，王文已经调到了市政府办公厅。那时我的公司参与了塘沽区的一个开发建设项目，在市政府大配套费的交纳上可以享受当时的市、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是可以少交或不交的。但由于我们接手前的股东因故报送文件时已接近其规定的最后报送时间的临界点，区里相关部门就互相推扯：“尽管公司没报晚，但是没赶上区里报市里的时间。”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件没人管的“悬案”。企业并没有错，却不能按优惠的标准缴纳费用——这涉及到的钱款不仅多，对当时公司的生存也很重要。有区里的相关领导叫我们在市里找找人，讲的是“企业上报得有点晚，现在区里愿意‘帮忙’并可以承担责任，支持企业建设再报一次”——这明显是区里的责任，区领导又不敢担责直接向市里相关部门汇报实情，于是就建议我们用了这么个“人不人鬼不鬼”、公事私办的法儿。

我找到了王文，实话实说后请求找主管副市长帮助解决。王文在办公室里很忙，他记下来我讲的情况、留下来我写的情况说明就叫我走了。没几天，市领导批了，大意是“下不为例”。王文并没有跟我多讲什么，只是说：“还是市长讲策略，好多事就是叫一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王文对我来讲不只是在一起大块儿吃肉、大碗喝酒的弟兄，还是亦师亦友的好朋友。我手头有一张王文、天津电影制片厂的杨老师和当时已从区教育局调到资料科的赵怀良一起在中环线某回迁楼工地的合影。那时为了保证顺利完成回迁楼的工程，区领导们全部到现场，遇见问题立刻解决，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带头人。我们一样付出了心血，不能说不吃不喝节省时间忙工作，却也累的不能照顾家里和自己。当时王文是有目共睹的勤勤恳恳工作的榜样，上下联系，左右沟通，有时忙的更是不分东南西北了。

在河西区工作的十年，是我终生难忘的十年。我不仅在成长中得到了至关重要的良好修德，还确实在我初入社会的工作单位看到了一股阳刚之气的行进。几年前我曾请人刻了两方印章：“一生得智唯义气，千秋笑和亦风流”，其实就有在王文身上得到的气韵。

我在九十年代末自以为是，觉得好像窥视到了循规蹈矩的工作路线未来的细节并演绎出了自己的宿命，所以“下海”了。当时的选择并没有后来人们褒奖的那种“成熟的愤世嫉俗的战略”，往深处说，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青春寂寞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救赎。因为那时的“下海”是一件极具攻击性的事件，是对传统的冲击，是对墨守成规的人的一种挑战和反动，是不与那些只说不练的人“同流合污”的决裂。现在想起来，我奋斗多年之所以没被“淹死”，除了家庭教育中的“要中规中矩”之外，就是在河西区的工作历练中明白的“无论到何时都要知道‘锅是铁打的’”的规律。其中王文面对困难时能一直保持着无比的信念、坚强的决心和没有任何妥协的的精神是激励我勇敢前进的一份力量。

说起和王文在一起的故事，好多都令我难忘。他调到了市行政许可中心之后我们也常通电话，显然他的应酬和杂事多了。他说“没办法，想多干点事也要到处求人的，要是我们家的事早就不干了。”从他的悼念仪式上能看出他有很多真朋友——好多人都流泪了，连几位已退休的市级老同志也难掩悲戚之情。当人以一种自然状态淡尽了风烟、谦卑而退之后，还有人能默念着这人的名字，那对逝者生者真的都是一件善事。

如果时间能退潮，我想我们还会听到青春岁月的脚步声，还会看到王文意气风发的英姿，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我们不是时代的觉悟者，但都真的赶上了那个不平凡的年代。我三生有幸，在我有限的生命之途遇见了能理解我、点拨我、提携我的王文。我曾说“人活岁数大小不讲，如果能叫活着的人们常常感到动心的回念，就是不白活一世。”而王文当属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