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1971年搬到向阳楼的，当时我十岁，在那住了十年，我人生最重要的青春期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老向阳楼共有24座，每座三层，分4或5个单元。住房最大的15平方米，小的12平左右，有的人家一间房子要住5口人。我家四口人居住三间房的一个单元，算是那里住得宽敞的。

前几天，我和同事又去了一趟向阳楼，如今那里绝大多数的房子已经被拆去了窗户，仅剩几户散居那里，像是对过往美好时光的坚守，又好像在为这座已成废墟、被人遗弃的房屋看守最后一程。我记忆中的向阳楼是崭新的，简易而结实，76年地震都未曾动它分毫。即使看到它如今如此残破的样子，你也无法否认它曾经的货真价实和精工细作。

向阳楼伴随着我的成长，里面有我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我从这里了解了更多外面的世界。我曾订过《人民画报》，之后又订阅了一份印刷精美、色彩漂亮的《朝鲜画报》，这在当时是让人惊讶的举动，在他们看来，每月拿出三毛钱买杂志已属奢侈，更别说订阅外国杂志了。

“国际主义”这个词也是我在向阳楼里学到的，这其中有两件趣事。一件是分吃伊拉克蜜枣，另一件是在运输学校看外国人训练。当时的向阳楼外有河和田地，冬天时可以过河去“前进”大队的田地里或者穿过鱼坑到卫国道那边玩。沿卫国道有很多仓库，其中就有仓库存着进口的伊拉克蜜枣。有人偶然发现并带回了一些蜜枣，分予伙伴们吃，我也尝了。枣甜甜的，又干又腻。有家长知道后，极为惶恐，叮嘱我们千万别再去了，因为那是进口的“国际主义蜜枣”，被逮着是要进监狱的。从此我便知道了，蜜枣有了“国际主义”的名头可就是大事了。另一件事是，在我们游玩时偶然发现，东局子靶档那边的运输学校附近有“外国人”在训练。当时天津制药厂附近还有一块“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的中英文水泥牌子。高度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让我们很自觉神圣地严守着这个“秘密”。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三国的解放。

这些和“国际”接轨的事情在今天看来肯定不算稀奇了，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缺不了对外交流的话题。上小学时，我们班的“坏蛋”给当时最漂亮的女同学起了个外号叫“小外国”。这外号不但没遭到抵制，反而立即流传开来，使这女孩儿远近闻名了。可以想象，“外国”的概念在我们脑海中是多么的富有想象力，只因不知道怎么形容漂亮的女孩了，就把想象中最美好的“外国”安在了这个活泼、美丽的女孩儿身上了。

还有，初中时，我滑冰不错。为了跑的更快更好，我磨着我妈愣是从前楼一个老大哥手中花了25块钱（当时学徒工的月工资是17.5元）买了一副八成新的 “苏联冰刀”。苏联冰刀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赞美，也让我记住了苏联除了有我敬重的卓娅和舒拉、保尔柯擦金和夏伯阳这些英雄之外，还有神奇的冰刀。

那时的我们不像现在可以直接去接触老外，只能用心去想象、描摹。这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不能不算是奢望。那时的我，尚且只能用最美好的心和最直率的少年激情，以及最真诚的期望去把关于外国和外国人的一切反复演绎，编制成梦。

如今的向阳楼，是一座生了锈的遗弃之城，岁月把他的真情隐匿了起来，故意让它把自己过去的年代装扮成像是偷来或偶得的。但是，对于亲历过这段岁月的我来说，向阳楼带给我的却是放眼看世界的启蒙。住在向阳楼的我，没有过风花雪月的青春，因为那时是特别的“文革”年代。穿过时光的隧道，我们看到的不是鲜花烂漫，也没有洋溢着的幸福模样。陪伴我们记忆的是那些关于“外国”、“外国人”的模糊而零星的概念，它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和憧憬。我认为这种美好的心情是值得珍藏的，因为怀着这样心情去想象对方，友谊就永远没有终点。

一个人的友好之旅，首先起自于自己的内心，而后才能远航。在向阳楼的岁月里， “国际主义”、“外国人”、“外国”等涉外的词语，深深地融入了我的脑海。我们是60后，是时代的“囚徒”，时间并没有在我们人生伊始就送来一束艳丽的玫瑰。但是，外面的世界很大，她能包容一切，展现一切，也能把一切变得更美好。它要拆了，带走岁月，留下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