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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谨防基建贷款拖垮银行
发布时间：201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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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西方金融危机的病理实在太眼熟了：由廉价信贷和宽松监管推动的资本分配不当、信用评估有限的投资工具盛行、以及以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为依托的系统性重心偏差。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担心，中国各银行可能在酿造一场中国版的危机，尤其是鉴于它们计划在未来一年融资300亿至500亿美元。
令人尤为担忧的是，据估计，2009年中国总共发放了3万亿元人民币（合4500亿美元）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占该年创纪录的新增银行贷款总额的30%。其中许多是通过空壳公司——被称为“城市发展投资公司”（UDIC，简称“城投”）——发放至各省、市、县的无追索权贷款。一部分贷款用于有资产担保的项目融资，如商业地产开发，另一部分贷款发放给具有未来现金流的项目，如地铁和高速公路。还有一部分贷款属于社会性质，只有市/省投资控股公司(CIHC)的隐性担保作为支持。多数城投贷款的本地股本很少，可用于还贷的现金流前景也很有限。目前，地方政府和CIHC还能通过大量卖地和中央政府拨款来填补利息支付缺口——2009年，各地卖地收入总额达1.6万亿元人民币。城投债务总额估计接近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未偿贷款总额的14%。若违约率达到30%，实际上将抹去中国建行(CCB)和中国银行(BoC)等几大银行的实收资本。
在预防省级放贷操作出现漏洞及形成低质资产方面，中国国有实体的过往表现很糟糕。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尽管拥有广东省政府的隐性担保，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uangdong International Trust)仍走向了破产。眼下，那些国有控股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所以稳健，是因为它们有四家政府背景的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8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据称，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目前的回收率为资产面值的20%左右。
在应对潜在坏账时，中国——即财政部、银监会(CBRC)及各银行自身——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什么也不做。毕竟，平均不到6%的贷款利率并不高，而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的本金要数年后才会到期，远远超过了多数地方官员的任期。此外，银行能通过增发信贷，掩盖债务未偿还的问题；市政府可向银行发行债券，创造一种循环引用；此外，银行可从无选择的国内市场和流动性好的国际市场融资，号称为未来增长提供资金，而实际目的是覆盖未来的亏损。第二个选择是现在就着手解决问题。银监会和财政部应该与银行合作，将现有的城投贷款划分成多个级别，区分社会贷款与商业贷款。非商业贷款需要被圈定，并计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如果这些贷款要留在系统内，就应该得到当地政府的明确担保。中国还需要建立一个独立于各银行的中央机构，负责为地方项目策划合适的资金支持。最后，监管机构应鼓励银行朝“按照风险定价”发展——去年发放的贷款中，60%的利率与政策利率相当，甚至更低。
考虑到经济深度滑坡的威胁，中国2009年初出台的大规模逆周期货币及财政刺激计划是适当的。此外，在当前的中国发展阶段，大部分银行放贷流入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正常的。随着每年1500万辆新车上路，即使是现在看来毫无用处的桥梁最终也会派上用场。
但是，鉴于公共部门债务总水平相对较低，去年中国财政赤字应该达到8%至10%，而不是2%；结果，挑起重担的是各银行（通过大规模信贷扩张）。因此，改革的主要问题是防止上市银行（占放贷总额的85%）同时扮演第一和最后贷款人角色：它们现在已经大到不能倒了。在中国再平衡其经济、从固定资产投资模式转向国内消费及服务模式的过程中，持续的金融业改革和非中介化是必不可少的。
考虑到经济深度滑坡的威胁，中国2009年初出台的大规模逆周期货币及财政刺激计划是适当的。此外，在当前的中国发展阶段，大部分银行放贷流入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正常的。随着每年1500万辆新车上路，即使是现在看来毫无用处的桥梁最终也会派上用场。
但是，鉴于公共部门债务总水平相对较低，去年中国财政赤字应该达到8%至10%，而不是2%；结果，挑起重担的是各银行（通过大规模信贷扩张）。因此，改革的主要问题是防止上市银行（占放贷总额的85%）同时扮演第一和最后贷款人角色：它们现在已经大到不能倒了。在中国再平衡其经济、从固定资产投资模式转向国内消费及服务模式的过程中，持续的金融业改革和非中介化是必不可少的。
按常规标准衡量，中国可供投资的银行类股票并不贵，其股价相当于账面价值的1.8倍，且不到10倍盈利，但这一股价水平可能计入了糟糕的资产质量。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和银行家们应立即采取行动，防止城投在未来10年成为中国各银行的致命要害。这将使所有投资者都能参与日渐开放的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望分享稳定、可控的增长所带来的回报。（FT中文网）